为何清朝兴亡都在抚顺?有什么意义?

抚顺现如今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座城市，但是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抚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清朝的发展是起源于抚顺，然而最终清朝的灭亡也是源于抚顺。历史上其实这样的“巧合”也有不少，那么在明清时期，抚顺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清朝来说，抚顺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何清朝是兴于抚顺，也亡于抚顺呢?下面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抚顺是隶属于沈阳中卫的千户所城，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于成化四年(1468年)重修，周围三里，池深一丈、阔二丈，东、南、北三门。城的外围筑有四堡：会安堡、东州堡、马根丹堡、散羊峪堡，沿边建烽火台二十一处，一共组成了辽东都司东部前沿军事防御体系。

当时，抚顺之东三十余里外还有抚顺关，是明长城重要关口之一，主要用来控制关外女真诸部。抚顺关内设有马市，供女真和汉民相互通商。马市刚刚设立时，明朝的管理十分严格，但由于多年来努尔哈赤对明朝一直十分恭顺，马市的交易也空前活跃，因此抚顺守军对马市的盘查也就日渐松驰。在随后的战斗中，这座本应用来阻挡女真进犯的抚顺关，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当时，抚顺马市的税收是抚顺明军重要财源之一，守将李永芳对此十分重视。四月十五日，抚顺城大开马市，各地商贾云集。清晨，后金总兵官麻承塔带领一批士兵扮作马贩混进抚顺关，同时又派人到抚顺城去讨要人参款和赏钱，随后又有数十辆装有人参和貂皮的商队跟进，抚顺居民纷纷出城东关交易，马市顿时沸腾起来。就在这时，右路军先锋四贝勒皇太极率五千兵马乘乱冲进抚顺关，很快兵临抚顺城下，努尔哈赤的五千人马随后赶到，将抚顺城团团围住，全城大乱。

面对这场必须拿下的战役，努尔哈赤没有急于发动进攻，而是派人给抚顺守将李永芳送去一封劝降信。

李永芳看完信后十分矛盾——身为边将的他很清楚眼前这些女真战士的勇猛，防卫单薄的抚顺未必能挡住敌人的冲击;但身为守将，又不能不战而降。于是李永芳披挂登城，一边假意投降，一边集结守军准备迎战——如果能守住，就将后金军全力击退;如果不能守，便开城迎降。

努尔哈赤见状，立刻下令攻城。早已混入城中的“商贾们”听到攻城的喊杀声，便里应外合向守城明军发起攻击。内外夹攻之下，李永芳见大势已去，便与中军赵一鹤等开城出降，但城中的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等却仍在率部抵抗，努尔哈赤只好挥师进城，将二人所部悉数歼灭。此役，后金掳掠军民近上万人，同时进攻东州和马根丹的代善大军也获得胜利，东州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丹守备李大成被俘。

努尔哈赤在抚顺城只逗留了五天，这五天时间里，后金军以三城为中心，对周围百余里范围内的一百多座台堡大肆劫掠，共掳掠人畜近三十万，并在撤走前留下四千人马将抚顺城拆毁。

抚顺之战是八旗骑兵第一次正式向明军宣战，他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后金军对阵明军的勇气和信心;

努尔哈赤在抚顺之战中首次运用了“里应外合”和“包围劝降”，这两种手段后来也成为后金军夺取明朝坚固城池的“常备武器”;

努尔哈赤善待抚顺之战中俘获的商人和汉民，这个措施对弱化辽东百姓对后金的敌视起到了很大作用。

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于抚顺，标志着满族登上龙廷的开始，而在中日满战争结束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则标志着清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谓兴起于抚顺，败亡于抚顺。

民国三十四年(康德十二年、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政权覆灭。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留在通辽至8月20日。8月21日，溥仪被1架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军用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后被拘押在伯力45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

1947-1948年，溥仪被前苏联转移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看守所里，他仍享受与其他被拘人员不同的生活待遇。如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不用打苍蝇、蚊子。

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中，声称自己在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作为伪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自己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内满洲的。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

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时，他在45号收容所再次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要求。8月1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编号是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