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四光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中国有石油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的葬礼，众人纷纷来送这位老者最后一程。可眼前的一切却刺痛了送葬的人们的心。       葬礼简单，甚至可以用简朴来形容，这位地质学者一生为国贡献，为何葬礼如此简单呢？这还要从李四光的少年时说起。     少年立志，科学救国       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张家湾的一户贫寒人家里，父亲是村里的私塾先生。       但在那个吃饱饭都是一种奢侈的岁月里，父亲当私塾老师挣来的微薄束脩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维持一家人清贫的生计。       也是因此，李四光自小便懂得勤俭克己的道理，而这样的习惯也伴随了他的终身。年岁稍大可以跟随父亲进入私塾读书后，李四光更是发奋苦学，如饥似渴地汲取书本中的知识。       1902年，武昌市的第二高等小学堂对外招生。李四光敏锐地感知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可以开拓他的视野的机会。       私塾平日里都在讲述儒家经典，可四书五经里的知识似乎难以回答如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李四光认为，他需要去往更大的学堂，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此，李四光辞别父母，独自踏上了前往省城求学的道路，并顺利通过考试，进入了高等小学堂读书学习。       在学堂学习时，李四光永远是所有学生中最用功的那一个，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       1904年，清政府决定再送出一批学童前往日本留学。尽管李四光此时求学未满两年，但因为他的成绩格外优异，也被破格选入官费留学的名单中，预备前往日本学习造船机械。       到达日本后，李四光一行人在东京的弘文学院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接触到了物理学、电气工学等实用学科知识。       在这里，李四光还结识了宋教仁、马君武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他们的影响下，李四光树立了坚实的求学报国志向。       彼时恰逢同盟会的成立前夕，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积极活动。孙中山先生见李四光小小年纪便存有大志向，很是欣慰，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07年，李四光考取了日本的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成为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继续深造学习造船机械技术。       李四光认为，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惨败与清朝海军装置的落后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决意吸取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为祖国建造出先进的船只良舰，一雪前耻。       李四光学成归国的第二年的夏秋之交，清政府举行了第六次“游学毕业生考试”，李四光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考试，获得了“最优等”的成绩，被赐予“工科进士”的称号，成为了我国最后一批进士之一。       随后，武昌首义爆发，中华民国大力倡导兴办实业，拯救家国存亡。       李四光积极响应号召，即刻赶回武昌参与工业建设，后被选拔为实业司司长，负责省内工业生产的系列工作。       再赴海外，转修地质科学       李四光以为民国元年的到来意味着百废俱兴，因此积极投身湖北省的实业创办，湖北曾经一度萎靡停滞的实业开始出现了生机。       可好景不长，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权，建立起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倒行逆施。       而刚有好转苗头的国内实业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困局之中，依靠实业发展拯救湖北萧条经济的计划已然成为幻想，李四光愤然辞去湖北实业司司长一职。       当时，许多年轻有为的进步青年被公费派遣出国学习。       李四光意识到，自己如今人微言轻，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但力量仍然不够。不如再苦读十年书，积蓄力量再做出一番事业。       因此，李四光也提出了申请，被批准之后再次离开祖国远渡重洋，进入了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留学深造。       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李四光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新的救国之路。       按照他原本的志向，李四光是想为祖国学习造船壮大海军力量的。       但在湖北兴办实业的那段经历使他意识到，无论创办哪类重工企业，都需要建立在原材料充足的基础上，我国冶金工艺比较落后，要想造船首先要能产出足量的钢铁才行。       因此，李四光转去研究采矿这门学科。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作为一战的重要参战国，国内的绝大部分生产机构都转去生产军用物资，国内物价开始了疯狂上涨，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飙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而李四光深知公费留学的不易，他节衣缩食，力求将生活成本降到最低。       但即使这样，李四光的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学习矿石采冶需要大量的专业书籍和工具，这是一笔难以俭省的巨大开支。       为了不耽误求学进程，李四光在课余时候下矿井做起了业余矿工，通过这种方式赚些零钱来补贴生活。靠着这种自小养成的艰苦奋斗精神，李四光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将学习坚持了下来。       而在两年的学习之后，李四光的研究方向又有了新的变化。他意识到，要想在国内开展采矿事业，离不开对地质的勘探，但我国的地质科学领域却仍是一片空白。       因此，李四光做出了决定，他要再度转换研究方向，转去理科攻读地质科学，在祖国最需要的领域钻研苦修。       1918年6月，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伯明翰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答辩，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后来，李四光谢绝了外国诸多高校高薪聘任的邀请，毅然返回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在北京大学的地质系执教。       此时的他比起当年远赴英国时，已然褪去了几分青涩稚嫩，多了些稳重与谦逊，但李四光那颗炽热的爱国心却分毫未有减损。       时势动荡，上下求索       在北大任教期间，李四光一丝不苟地培育着自己的学生，抓住一切机会带领他们到野外实践，实地传授探察地质构造的方法技术。       与此同时，他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一些项目科学研究，李四光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地质力学门类的萌芽创立等主要成就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1928年，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了所长一职，将二十多载春秋的岁月都奉献给了我国的地质研究工作。       即使日常工作繁忙，李四光仍挤出宝贵的空闲时间亲赴庐山实地考察，著成《冰期之庐山》一书，为我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的研究打开了大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局势陷入了一片兵荒马乱之中。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丧心病狂的日寇派出飞机疯狂轰炸南京，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的众人紧急内迁广西，在桂林扎根，继续未完成的科研工作。       在桂林的近七年时间里，李四光几乎每年都要前往重庆参加研究院会议。       国民党为了拉拢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在会议结束后总会大肆宴请与会人员。但李四光从不参与其中，会议一旦结束他便连夜离开，倘若时间来不及就借口生病，拒绝赴宴。       1944年春，日寇举兵内侵，沿湘桂路段直扑桂林。       情态紧急之下，地质研究所跟随大部队再度迁往重庆，连日的长途跋涉让李四光险些倒在了路上。但一到达重庆，李四光便又扑在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上。       第二年，李四光应重庆大学邀请作了关于“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后被中华书局整理出版，这是我国关于地质力学学科门类的第一部专著。       1948年8月，李四光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结束后，李四光因病滞留英国静养身体，但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仍然牵挂着国内的局势。       冲破险阻归国，摘掉中国贫油帽       1949年4月，奉命出国访问的郭沫若给李四光带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周总理亲自指示的，邀请李四光早日返国，继续从事地质科研事业。       李四光收到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随即办好了签证，预定了开往香港的船票。       可李四光的归国路却注定困难重重。由于英国开往远东的轮渡较少，李四光需要等待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启程。       就在李四光焦急等待归国船只时，阻拦李四光归国的阴谋也在悄然酝酿中。       一日，李四光接到伦敦友人打来的电话。友人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借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秘密命令，要求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回国，否则就要扣留李四光。       收到密信的李四光当机立断，轻装简行出发，坐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并从法国启程前往瑞士。       竖日，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到李四光在英国的住处搜寻，却不料扑了个空。       远在北京的人们亦时刻关注着李四光的动向。当收到他已经平安离开伦敦的消息后，人们松了口气，但旋即他又担心起李四光的旅途安危。       为此，新华通讯社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还有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设法和李四光先生联系，并且给予他沿途保护。       几个月后，李四光携夫人从意大利的热那亚悄悄启程归国，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海上漂渡后到达香港。       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       在李四光一家在北京饭店安顿好后，领导人立刻亲自登门拜访，和李四光畅谈了近三个小时。言辞恳切，表达了对李四光归国的欣喜，并且诚恳邀请李四光重新投入国家地质工作中，带领更多的年轻人为国建设。       在李四光的号召之下，南京的谢家荣和重庆的黄汲清纷纷投身国家地质部，成为李四光的左膀右臂，共同组成了新中国石油勘探工作的技术班子。       石油是工业发展的命脉，但当时的外国学者几乎一致认定，只有海相地层才能开发出有价值的油田，而我国境内多是陆相地层，缺乏工业油田开采环境。       一时间，中国贫油说甚嚣尘上。       面对国内学者的忧心忡忡，李四光乐观地告诉他们，自己早在193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细致地勘探了我国的地质构造规律。       李四光指出，我国其实具有较好储油的条件，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辽阔的领域内，都应当蕴藏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       李四光的乐观与自信，无疑给当时愁云惨淡的地质勘探工作注入了极大的干劲。这无疑是告诉世界：中国有石油！       1955年，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拉开了序幕，李四光亲自带领勘探队奔赴全国各地。       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的理论，勘探队员在多块沉积盆地地域打下了三千多口普查钻井。       李四光事无巨细，亲自对调查工作把关。从项目的布置到计划的编审，乃至具体的工作方法，李四光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1959年9月26日，东北的松辽盆地钻井中涌出了一股黑色的油流，中国境内乃至世界罕见的大庆油田诞生了。       继大庆油田的发现之后，李四光又指挥勘探队南下，相继发现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一众大油田，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的石油危机。       自此，中国彻底摘掉了贫油的帽子，依靠“洋油”发展工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971年4月，李四光因为动脉瘤破裂在北京病逝。追悼会沿袭了李四光老先生生前的简朴作风，规模极小，甚至连悼词都没来得及准备。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悼念。       李四光先生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一面旗帜，永远飘扬在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