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梅汝璈：东京审判坐席之争后，他送7名战犯上绞刑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无数先烈用生命为代价，为我们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       战争虽然结束，中国破碎的山河和几千万军民的性命却再也回不来了，罪魁祸首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于是，梅汝璈先生承载着中国四万万国民的希望，在法庭上开辟了新的战场，这里没有硝烟，没有伤亡，却处处刀光剑影。       清算血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个受到侵害的国家，各自派出一名法官组成审判团，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2岁的梅汝璈受人引荐，飞往日本，担任本次审判的法官，由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东京审判之路。       因为担心自己太过年轻，不够威严，梅汝璈还特意留起了胡子，以示严肃。       对于这次审判，梅汝璈表示，一定会施展自己平生所学，让他们得到法律的严惩，以此告慰死去的同胞。       只不过此时的梅汝璈，万万没想到，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竟然打了两年之久，而他也确实不辜负自己的承诺，几乎已一己之力将七名战犯，送上绞刑架。       1946年5月2日，东京审判开始的前一天，按照流程，法庭将开展一次预演，众多记者已经摩拳擦掌，拿好相机，准备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众位法官也已经穿好法袍，等待庭长卫勃的到来，然而，卫勃到来后宣布的座位次序，却让梅汝璈勃然大怒，愤然离席，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早在预演前，几位法官就座位次序问题已经展开了几轮争辩，有人建议按照受降国顺序排序，也有人说按照国家字母顺序排序。       最后，梅汝璈还半开玩笑地说，可以按照各人体重排序，如果这样，自己最瘦小，排到末尾也是没有意见的，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可是，卫勃这次宣布的顺序却完全不顾及之前的讨论，按照自己的私心排列，将美国英国排在前面。       这显然对深受日本侵略，并在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极为不公，也难怪梅汝璈拂袖而去。       愤然回到办公室的梅汝璈打了卫勃一个措手不及。       他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安慰梅汝璈，这个顺序并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但梅汝璈坚称，这是国际法庭，而不是英美法庭，毫不退让。       卫勃看梅汝璈没有妥协的意思，沉思片刻，话锋一转，对梅汝璈直言，这个座位是按照盟军最高统帅的意思安排的，如果梅汝璈一意孤行，可能让刚刚缓和的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言语中竟带有几分胁迫的意味，梅汝璈听罢直言：“中国是受日本迫害最惨烈，抗争最久的国家，而英国在战时却一再退让，中国岂能排在英国后面”。       梅汝璈所言句句在理，且态度不卑不亢，主意坚决，令庭长卫勃大为光火，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回到法庭与众人协商。       而此时，原定的预演时间已经推迟了近二十分钟，大批记者焦急地等候在外，梅汝璈却丝毫不慌，他知道，自己没有出席，预演绝对不能照常进行，否则将引起轩然大波。       卫勃见此情景，与众位法官协商过后，再次找到卫勃，重申座位将按照受降国顺序排序，也就是说中国会被排在庭长的左手边，位列美国之后，梅汝璈这才满意的重回法庭，开始预演。       这一次的席位之争，是梅汝璈参与东京审判过程中第一次露出锋芒。       他深感本次审判责任之重，肩负四万万国民的希望，自己绝不能妥协忍让。中国为抗日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与牺牲，绝不容外人践踏。       东京审判       解决了预演风波后，梅汝璈还面临很多挑战，当时的十一国法官之中，属中国的人手最少。       梅汝璈身边只有一两位秘书，再加上检察长向哲濬的几个秘书，一共只有十几个人，而且还不是同时在东京，人手不足，让梅汝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前苏联，代表团总人数，已经将近百人，日本的辩护团，更是有一百三十人之众。       庭审现场，面对如山的铁证，日本战犯们竟然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各个都宣称自己无罪。       一手炮制南京大屠杀惨案松井石根更是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比作亲兄弟，对侵华行为进行狡辩。       梅汝璈看着被告席上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施行三光政策的东条英机、发起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土肥原贤二、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板恒征四郎。       一桩桩血案，浮现在梅汝璈眼前。一声声哀嚎，震耳欲聋。       梅汝璈深恨自己不能将他们先斩后快，但是他作为法官，必须要遵守法律，遵守证据，只能将仇恨暂压心底，用自己平生所学，将他们绳之以法。       除此以外，由于参与审判的法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也给庭审进程带去了更多困难。       同期的德国纽伦堡军事法庭于1945年10月12日，正式开庭，1946年10月结束，耗时一年，十二名纳粹战犯早已被判处绞刑，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则已经拖延了两年之久。       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让当时的民众极为不满，他们纷纷致电外交部，甚至直接写信给梅汝璈，催促早日审判，严惩战犯。       梅汝璈又何尝不急，但人数庞大的日本辩护团，极尽胡搅蛮缠之能事，让梅汝璈心力交瘁，也正是他们，直接导致这场庭审拖延了两年之久。       辩护团中以东条英机的律师，清濑一郎最为嚣张，在盘问证人时，他常常扯东扯西，故意恶语伤人，来激怒证人。       他公开发言，提出四大理由，质疑庭长卫勃的资质，逼得卫勃休庭十五分钟，让其他法官开会决议，而自己则回避决议过程。清濑一郎甚至对远东军事法庭的管辖范围也有异议。       看似强硬，但种种行为，都是为了拖延庭审时间，因为当时国际局势还未稳定，冷战逐步成型，只要能拖延下去，难保会有改变结局的一天。       梅汝璈及时看出日本辩护团的阴谋，后来，他总是在庭审陷入僵局时，提醒众位法官，不要掉进日本辩护团的陷阱。       尽管如此，审判也拖延了近两年，直到1948年4月，庭审阶段才得以结束，而这时，距离庭审开始已经过去了四百一十九天。       进入最终判决阶段，还有一个更致命问题在等待着梅汝璈，那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法官，由于观念问题，以及受到日本侵害的严重程度不同，在量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庭长卫勃主张，将战犯流放到偏远之地，任其自生自灭；法国法官因为本国已经废除死刑，也主张轻判；更有甚者，印度法官竟提出，世人应以慈悲为怀，要将所有战犯无罪释放。       梅汝璈深知，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不能将这些战犯绳之以法，判处死刑，那么，前面的一切努力都成了一场笑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梅汝璈及其助手，日夜搜集整理证据，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证据一一摆在众位法官眼前，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中的种种惨案，无不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梅汝璈甚至立志，如果不能严惩这些罪犯，自己唯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所幸，这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没有白费，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终于被送上了绞刑架。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梅汝璈不无遗憾。28名战犯中，除了这7人，其余人大多逃脱了严惩，最多也只有无期徒刑，梅汝璈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说尽力了。       审判圆满落幕，只差最后一个判决书。       梅汝璈告诉其他法官，中国受日本迫害最深，对于侵华内容这部分，应该由自己亲手书写，为这些战犯定罪，才能一雪前耻。       在梅汝璈的极力争取下，法官们同意了这一要求，为了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梅汝璈和助手夜以继日投入到起草判决书的工作中。       对于这段时光，梅汝璈后来曾诙谐地说起：“那段时间就像钻进法典中的书虫，在成千上万的文案中钻来钻去。”       最终，梅汝璈写下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共计十万余字，是整个十一章判决书中最长的一部分。       整整九十多万字的判决书，光宣读就读了七天，直到1948年11月12日，一切才尘埃落定。       1948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公开开庭八百一十八次，庭审记录四万八千页，共计四百一十九名证人出庭，相关证据资料达八千件，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审判。       审判虽已落幕，但是日军战犯，并未死心，他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晃晃的蔑视国际社会规则，何其荒唐。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梅汝璈公开表示抗议，一个国际性的决定，绝不可以被任何一个国家推翻。最终，迫于国际形势压力，美国驳回了日本的上诉。       1948年12月22日，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战犯，最终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死刑。       消息传回中国后，举国振奋，这次审判的胜利同时奠定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国际地位，南京政府当即催促梅汝璈回国，并让他回北京任职司法部长。       然而梅汝璈虽然远在东京，但对国内的情况一清二楚，他早已对国民党失望，直接声明拒绝赴任。       1950年，梅汝璈受邀担任新中国外交部顾问，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右翼分子大肆渲染东条英机等战犯，并为他们树碑立传。       梅汝璈愤然写下《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书，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对历史的扭曲。随后，他又着手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之撰写成册。       对于那段历史，他曾经这样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       每当日本试图篡改历史，贬低中国时，梅汝璈总是首当其冲，慷慨陈词，令人可惜的是，1973年，还没等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完稿，梅汝璈便与世长辞，年仅69岁。       后来，梅汝璈的家人遵循遗嘱，将梅汝璈出席东京审判时所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至今。       回顾梅汝璈的一生，1904年出生在南昌市的一个小乡村，12岁就读清华大学，20岁赴美留学，考入斯坦福大学，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       任教期间，梅汝璈多次强调法制的重要性，并告诫学子，应该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       随后被委任为东京审判的法官，这时他与妻子结婚还不满一年，梅汝璈时常在日记中表达对妻子的思念，这位刚强的法官，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显露自己内心柔软的一面。       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历任司法相关重要职务，一生积极推动中国法制建设，著有《现代法学》等多部作品。虽然晚年历经坎坷，但仍旧不改初心，同事评价梅汝璈如梅花傲骨，永垂不朽。       生活上，梅汝璈时常告诫子孙，勿忘国耻，即便是身处逆境，也要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并言传身教，以一身凛然正气，抵御世间洪流。       斯人已逝，梅汝璈先生值得被所有人铭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一身浩然正气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精神宝藏。       他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资料，是今天驳斥一切试图扭曲过去，心怀不轨的人的有力证据。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正义不朽，浩气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