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痛定思痛，认为要终结单一民族国家所建构的国家体系，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想象终极战争和族群仇恨的过去。于是作为全球和平和人类发展的产物，联合国诞生了。尽管今天有不少批评认为联合国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作用越来越弱势，但是在国际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的角度上，联合国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这种理解这种制度设计与理念必须追溯到联合国的起源——1945年的大国政治家与怀抱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穿过历史的遗产，去达成这一次人类理想上艰难却势在必行的共识。
抛开政治神话和政治学家的后见之明，历史学家马克·梅佐尔在《没有魔法宫》一书中还原了联合国成立背后的观念之争和意识形态起源。联合国是辩论与妥协的产物，也是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的反思与忏悔。无论是南非总理史末资、历史学家齐默恩，还是国际法律师莱姆金、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许他们的理念大相径庭，甚至彼此针锋相对。但是在某个时刻，他们都曾经真诚地相信：联合国打造的世界，会是人类的未来。但也正是联合国的这种“暧昧”的态度，使得它可以随时调适自己的角色，使得人类不再重蹈20世纪历史的覆辙。
联合国不是永久和平的乌托邦，也并非大国政治阴影下的提线木偶。它既延续了旧时代帝国治下普世秩序的理想，也启迪着新兴国家对民族独立的追求。它是两种文明理念博弈、斗争的试验场，也是人类期望走出丛林世界的尝试。
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依然在这场观念之争长长的阴影之下。
《没有魔法宫》作者：（英）马克·马佐尔 译者： 朱世龙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是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获沃尔夫森历史奖和达夫·库珀奖，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巴尔干五百年》这本书。在马佐尔的这部近著《没有魔法宫》中，他将揭示联合国的意识形态起源作为首要关注点。
国际关系史学家一般都认为，联合国是一项二十世纪的发明，它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化身。这种国际秩序要求用法理管制世界，用集体安全体系取代传统的列强均势政治。它质疑战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手段的合法性，也控制国际竞争，削减国家自由行动的空间。同十九世纪末那种气氛紧凑的帝国主义竞争与放肆无忌的大国争霸比起来，这无疑是革命性的变化。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马佐尔质疑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联合国并非美国理想主义者的独创，英国的“帝国国际主义者”也为它的出现贡献了力量与想法。他认为，创建“国联”和联合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帝国，而不是摧毁它。为了佐证这个观点，马佐尔重点介绍了两个人的观点和作为：一个是南非的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元帅，他撰写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另外一个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主义理论家，也是国联的热切拥护者。
殖民主义者的世界秩序？
让我们从史末资说起，作者认为，“如果现代殖民帝国是19世纪晚期一代人的成果，那么史末资就是随后一代人的领导者，他们试图通过国际合作来延长白人统治帝国的寿命。说得直白一点，有一条笔直的……路线将我们从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宪制重构带到联合国的建立。”
这里需要给大家介绍一点背景知识，讲一下史末资何许人也，以及他成为英帝国主义者的历程。1795年，英国人进入南非，同本地的布尔人（荷兰后裔居民）逐渐交恶。在1899年至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英国人部署了几乎相当于布尔人人口一倍半的军队，花费了2.2亿英镑，使用焦土策略打赢了战争（英国人把11万布尔人关进了集中营，有28000人死在里面）。在这场战争中，史末资是布尔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照道理说，布尔人、史末资都应该是英国人的世仇才对。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在布尔战争之后，英国人迅速进行了改革，在南非建立了一整套民主选举和责任制政府体制。英国人并没有把降服后的布尔人排斥在此政治程序之外，布尔人凭借其人数优势，在选举中获胜，逐渐掌握南非的政治主导权。1909年南非联盟成立的时候，布尔政治家路易斯·博塔当选为首任总理。换句话说，英国人虽然打赢了战争，却在胜利之后对布尔人一视同仁，拱手将整个南非政权交出来。这种帝国气度，不可避免的要化干戈为玉帛。史末资说道：“四年之后，除了名字，他们把我们的国家的一切还给了我们。这种信任和宽宏大量的奇迹以前发生过吗？”他从此成为坚定的英帝国派。
前南非总理扬·史末资。
史末资在博塔政府里担任了多个内阁职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率领南非军队在非洲作战。帝国政府对他另眼相看，提拔他进入英帝国战时内阁，说得上是位高权重。他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是英国关键代表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回到南非担任总理，同时也是帝国事务中的风云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元帅。他是丘吉尔的挚友（丘吉尔有“两只老情侣鸟在栖木上一起换羽”的比喻），当时人们都认为，如果丘吉尔在战争中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他就是继任英国首相（政府内确实有这个计划，国王乔治五世也赞成）。
于私，大英帝国对史末资不薄。“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也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道理。于公，南非白人社会的生存在相当程度上也要依赖英帝国的善意。恰好，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也很有种族主义分层治理的味道。在十九世纪晚期，整个英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圈子。内圈是英国与英国移民建立的各白人垦殖殖民地。外圈则是除此之外的非白人领土。对主要由白人组成的殖民地，英国的态度非常友好，将之视为合作伙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大英帝国应该是）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的一系列自治民族之间更加紧密的有机联系。……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是讲民主的民族。”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人很显然是重内而轻外的。在他们看来，白人定居殖民地是英国国家的延伸，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却只是帝国的财产。对史末资来说，英帝国的这种种族主义分层治理的味道是相当对胃口的。因为在同时期的南非，正是种族主义隔离制度建立的时期。少数白人居于广大黑人的海洋之中，时时刻刻感到忧虑，需要从帝国保护中吸取力量，来维护这一种族隔离体制。
这样，史末资就将英帝国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国际秩序。在这种国际秩序中，不列颠作为帝国的首脑存在，以其“道德精神”与影响力领导整个帝国，但并不去干涉、管制各自治领的内部事务，而是为其提供经济与政治支持。帝国以某种松散的政治联系存在，彼此又靠感情、共同的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史末资盛赞英帝国的模式是“唯一成功的国际政府实验”。又说道：“古老的英帝国再次证明了它的神奇力量，它将每个国家的完全自由和独立同一个世界性的自由国家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满足了民族情感，也顺应了国际合作的趋势，而这两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强大的力量。”
那么，是什么对这种理想构成了最大威胁呢？是帝国间的竞争。史末资认为，一战表明欧洲内部的旧式同盟政治可以很轻易地破坏欧洲在外部的文明教化使命。因此，战后必须达成某种新的国际安排，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一威胁，史末资大力支持将英帝国模式推广到整个国际领域，实现大国协调，稳定殖民秩序。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大力推动国际联盟的建立，在二战结束之后，他又积极撰写联合国宪章的序言。
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世界
如果说史末资案例主要体现出的是对稳定的、白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渴望，那么书中另一位重头人物，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则展现的是一位英帝国主义者对国际联盟应该具备何种形式的思考。
有意思的是，齐默恩也跟南非有点关系。齐默恩是“圆桌骑士”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是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组织起来的，米尔纳当时“一直在寻求解决他们认为是当今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即如何在英帝国白人殖民地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伦敦的持续统治之间进行调和。”所以他召集了一帮精英大学里的年轻知识分子，让他们来思考自治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来考虑大英帝国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
齐默恩的思考结果是，“英联邦/英帝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灵活性。正因为它缺乏明确的中央集权政府或清楚的宪制体系，它才能演变和适应他者的政治愿望：英帝国的强大，乃源于一种共同意识的出现，而非政治机制的结果。像所有经久不衰的政体一样，它本质上是一个由共同的道德目标和文化统一起来的社会有机体。”换句话说，齐默恩认为，英帝国的组织最好是非正式的，不要有一个统一的集权政府，也不要有一个规则明确的政治机制来协调中央与各殖民地关系，而是靠某种“大英国社会”来起到团结作用。
作者阿尔弗雷德·埃克哈德·齐默恩爵士1879年出生于英国萨里郡，受教于温切斯特公学，后在牛津大学新学院攻读古典学。1903年在牛津大学新学院讲授古代历史，1904年至1909年期间担任研究员和导师，1930年至1944年，担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第三英帝国》（1926）、《民主的前景》（1929）、《中立与集体安全》（1936）和《国联与法权》（1936）。
对英帝国史比较陌生的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有点疑惑不解，不明白齐默恩用意何在。此处的原委是这样的：英帝国的组织一向比较松散。在不列颠和它的各自治领、殖民地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指挥体系，也没有什么宪法文件来规范之。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关系到底为何，帝国的中央机关在哪里等等问题，其实一直都悬而未决。
到了十九世纪末，世界正进入一个更激烈的竞争时代，当时有很多英国人认为有必要来整合其英帝国。比如在1883年，剑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约翰·西利（J.R.Seeley）在其名著《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就指出：“在美国做来毫不费力的事情，它（英国）也能够照办，那就是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各个地区联结在一个联邦组织以内。在当时兴起了帝国联邦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在英国及自治领兴起的一种思潮与政治运动，目的在于统合帝国，为帝国提供一个正式的政治框架（无论是建立一个帝国联邦政府，还是建立一个帝国总议会）。
但是这种想法和运动遭到了很多英国人的反对，其中就包括齐默恩。他们认为政治秩序一定是自然长成的。强行去构建一个大政治共同体只会适得其反。这其实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传统观点，这些保守主义者在“人为的团结”和“自然的团结”做了区分，认为强求一个正式帝国只会带来“混乱、不幸和虚弱”。而现有的情况已经很好，“语言、文化、交流、历史、共通的习惯、体制和思考方式”足以保证帝国的统一， 政治上的一统只是形式、外表与后果，不足为据。
这些保守主义者倒不是一味守旧，而是看到了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里面组织一个国际组织/帝国必然面临的政治困难。而大英帝国的这种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权政府之间的纷争。
当齐默恩在考虑一战后国际联盟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大英帝国的经验带入进来，他认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者管制性很强的国际组织是不现实的。“齐默恩建议和谈代表们考虑的是某种比不定期的会议更具持久性，但比建立一个世界国家要少得多的东西。国联将正式建立并持续存在，但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论坛。”“他批评国联仅仅通过促进统一的和标准化的国际法体系就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建议‘不仅幼稚，而且……荒谬可笑’”。齐默恩赞同“国际社会”这个概念，认为“它不是由正式的规范，更不是由国际组织及其烦琐且自私的官僚机构，而是由一种共享的道德共同体意识联系起来的”。而这种国际社会/道德共同体有它的领导人，在一战之前是英国，在一战之后则是美国。
总之，齐默恩所提倡的国联和联合国形式，更多是一种国际论坛，而不是对大国有约束力的正式国际组织。我们会发现，日后的国联和联合国，确实也体现出了齐默恩所倡导的这些特征。这当然是诸多合力造成的，但齐默恩之类的理论家确实也提供了思想资源。
联合国的“非正式性”
在我看来，《没有魔法宫》这本书是典型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马佐尔的重要结论是，“联合国是帝国的产物”，但无论是凯末资这位政治家，还是齐默恩这位理论家，都看不出来能左右联合国意识形态的迹象。英国在二战后国力衰弱，也更不可能起主导作用。所以，这个结论不免夸大其词。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理解，将“联合国是不是由帝国主义者主导建立的”这个问题转为“英国自由帝国主义者是怎么理解国联和联合国的”或者“十九世纪的帝国秩序同二十世纪的新国际秩序之间有何承继关系”，那么，本书的描述就确实称得上新颖和引人耳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
本书确实有一重要创见——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联合国是一个革命性的创造，是理想主义者对帝国秩序的否定，帝国是一套现实主义的国家争霸体制，帝国与联合国之间不兼容。本书则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十九世纪末的英帝国主义者们确实已经有了一个非霸权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模板，所以后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新事物——无论是像史末资这样把它看成是抑制欧洲国家竞争、保证白人文明优先地位的工具，还是像齐默恩这样将之看成是一个非正式的国家合作机制（在其中，大国凭借其规范上的影响力领导之，各国的主权都不至于受到过多的束缚）。
马佐尔在本书中主要是批评联合国中的“帝国”成分，认为联合国在起始的时候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左右。我倒认为，这些帝国成分并不一定都是什么坏事，十九世纪末的英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自己的困难，已经对国际合作有了一定的思考，正是这些帝国成分发挥了一定正面作用，在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帮助搭出了桥梁。试想一下，假如国联和联合国真的建立起了一个严格的国际事务管制机制，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机构，那么主权国家和它的激烈矛盾与冲突就是可以预见的。联合国的论坛性质可能是“恰恰好”，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在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的这种“模糊状态”来自于历史智慧。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联合国的国际秩序，也只有联合国的“模糊”，使得人类在今天达成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布尔战争：殖民统治的第一道裂痕
书里面还有一件事值得深究，那就是史末资和尼赫鲁在联合国中的争执。本书主要是想通过这次争执，说清楚联合国如何从“白人的工具”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论坛。但我觉得这一章的内容更能说明英帝国的内在困境。
近代有些帝国（如英、法）与各古代帝国非常有一点非常不同的一点：这些其帝国在本土实现了普遍公民权与包容性的社会权利，其统治精英是在这一基础上被选拔出来的。那么，这些国内政治原则要不要（或能不能）适用于其征服而来的海外领土上，就构成了一个基本难题。如果将母国的政制、法律适用到属地身上，要么使得该地方无法施行专断统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这块地方对帝国本土的价值），要么使得这个地方的人民能够参与帝国本土政治（从而在社会层面上对帝国本土社会构成了竞争与威胁）。但如果不加适用实施，则母国的意识形态又有破产之忧（当初这些意识形态兴起的时候往往是以普世的面目出现的）。人们发现，由此构成的矛盾几乎是难以解决的。一种讨巧的方法是诉诸种族主义，认为有的种族适于民主或法治，有的种族在文化上就是适应不了。这样，帝国可以通过某种“多元文化”体制结合在一起。但是种族主义带来的问题是，它也会打击属民中那些合作者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在帝国的治理结构上出现产生大的缝隙。
1948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尼赫鲁。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就是如此。正如上文所说，英帝国其实带有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分层治理的色彩，对白人自治领很不错，但是对非白人的其他殖民地就很歧视。对英国人来说，对“印度人到底是不是英国人或在未来能不能够成为英国人”这个问题，是比较犹豫的。在印度大起义之后，英国人倾向于回答：“不是”。这既体现在英国非常不愿意在印度建立代议制责任政府上面，也体现在英国人并不给予印度人英国公民身份或帝国公民身份一事上。
在南非，布尔人面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具有非常强的不安全感，为此他们一直在推动建立一个种族隔离制度。当时南非已经有了一批印度移民，这是帝国人口流动的产物。布尔人非常希望把他们也管制起来，他们的态度是“印度人不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以免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印度种族的巨大水库……被打开，从而导致整个帝国自治领被淹没”。这既包括取消南非印度人的选举权，也包括禁止他们与白人通婚，或购买土地、移居等等。
布尔人的反印情绪之所以高，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布尔人在南非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1910年，布尔人只占城市人口的29%，到了1936年，他们才超过了50%。这些新城市移民相较于英语人口来说，普遍贫穷、受教育程度低、自卑和感到不安全。他们中的四分之三是工人阶级。相对于南非黑人而言，印度移民很显然要更有知识和技能，他们的生态位与布尔人最接近，因此布尔人对他们的排异心理也最强。
布尔战争中的布尔游击队。
面对南非政府对印度人的歧视政策，印度新政府提出了抗议。“印度政客希望伦敦有所作为。但英国政府无意干预，因为它无法解决目前的僵局，并认为这是属于印度和南非之间的问题。”马佐尔直接指出了英国这种不干预态度的根结所在——“英联邦要保持凝聚力的话，就意味着得设置某种仲裁程序以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正式机制，主要是因为印度在英联邦内的地位尚未确定。”换句话说，英国人由于自己的种族主义态度，和帝国本身的“非正式性质”，实际上阻碍了帝国的团结和统一。
从印度新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问题在英帝国/联邦内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就只能借助于新的国际平台——联合国——来发出抗议之声。这就是史末资和尼赫鲁在联合国中争执的来源，也是英帝国失败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