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死后：头骨裂成多块，台湾2份、印度1份、日本2份

    《西游记》里西行取经的唐僧，似乎被塑造成一个普爱众生却时时分不清虚实真伪的人物形象，总是动不动就给那个爱憎分明的孙悟空念紧箍咒。       但文学作品总是离不开艺术加工的痕迹，孙悟空显然是个作者虚构的神话人物，但唐僧身上却有着历史人物的痕迹。       他的原型就是唐朝时西行求经释典的玄奘法师，只不过玄奘法师的人生格局要比《西游记》中的唐僧更加宏伟。     佛家学说认为，得道高僧圆寂后留下的遗骨便是舍利，是佛教界珍贵无比的宝物。       玄奘法师圆寂后也有顶骨舍利留世，只是他的舍利并不单单保存在我国境内，日本和印度等地至今也保存有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       可玄奘生前并没有东渡扶桑，为何日本会留有他的舍利呢？一代高僧的顶骨舍利又为何分散多处？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故呢？       幼年入寺，剃度受教       玄奘法师俗姓陈，单名一个祎字，是洛州陈河村人，也就是如今的洛阳偃师县。       他出生在一户士族人家，是个实打实的书香门第。陈家祖上曾经官至国子监博士，而玄奘也继承了先祖的遗风，自幼生的聪慧机敏。       玄奘八岁时便听父亲讲授《孝经》，在寻常孩子需要反复诵读慢慢揣摩其中深意时，玄奘已经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了。       但不幸的是，在玄奘十岁那年，向来疼爱他的父亲也撒手人寰。本就幼年丧母的玄奘此时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苦命人，只得跟着二哥去往佛寺讨生活。       两年后，朝廷派人在洛阳为当年获批的僧人剃度。玄奘虽然颇有佛性，但由于他年岁尚小，不在当年的剃度僧人之列。       但玄奘并没有气馁，反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剃度仪式观看。他的这幅模样吸引了当时主持剃度仪式的大理寺卿郑善果的注意。       郑善果饶有兴趣地询问玄奘因何出家入寺庙，玄奘朗声答道，自己出家明悟佛理为的就是将佛法传播开来。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竟能有这般见识，着实令郑善果吃了一惊。       他几乎立刻断言，如果玄奘真的入了佛门，必然会大有作为，甚至会成为“释门伟器”。       因此，郑善果特意请命，在次年将玄奘破格剃度为沙弥僧。       而玄奘果然像郑善果预言的那样，在修习佛法方面表现出了极高的造诣。他熟读寺中珍藏的各类经书，经常和僧人在一起讨论佛法经义。       二十一岁那年，玄奘在四川的大慈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了佛家弟子。       此后，玄奘更加如饥似渴的钻研佛理，他不满足于只在寺中的方寸天地间参悟佛法，决心走出寺院，拜访名师。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玄奘四处游学，他拜访了很多著名的佛寺，同寺中有名的高僧论经辩理。       唐武德八年，当玄奘游历至长安时，他已经是当朝颇有名望的佛教学者了。       可玄奘却仍然虚怀若谷，经过历年的游学求知，他越发感觉自己对于佛法仍有不少困惑之处。哪怕是名寺中的高僧，也都各持己言说法不一。       为了探求佛法真谛，玄奘决意去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以便释疑解惑。       西行取经，译释经典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启了自己的西行取经之路。       玄奘当年所走的路绕经了甘肃、新疆等地，踏出国门后又游经了如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辗转行程超过五万公里。       终于在几年后抵达了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进入了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潜心求学。       玄奘在寺中一待就是五年，他拜在那烂陀寺高僧戒贤法师的门下虚心求教，在略有所成后听从师命离开寺庙，又用了两年的时间游遍印度，丰富了自己的见地。       游学归来的玄奘对佛法有了更深的了悟，红尘世间的众人疾苦丰富了他悲天悯人的心肠，也让他的佛学造诣更上一层楼。       当时，玄奘用梵文写出的《制恶见论》深得印度戒日王的欢心，戒日王特意在曲女城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佛学辩论大会。       这场盛会上，参与其中的都是本土的得道高僧和王公贵族。但玄奘却以一个唐朝外域人的身份，端坐讲法高坛十八天，主讲佛法大义。       在这期间内，玄奘一人雄辩滔滔，在场之人无不为玄奘的渊博学识所倾倒，竟没有一人能站出来和玄奘辩论。       此后，玄奘声名大噪，成为印度当地颇有地位的得道高僧。       公元642年，玄奘谢绝了戒日王的再三挽留，执意归唐，终于踏上了阔别已久的回国之路。三年后，也就是贞观十九年时，玄奘返回了长安。       据史料记载，玄奘“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跋涉数十万里路，并带回了佛教经律共计520箧、657部。       当他风尘仆仆地抵达长安时，长安万人空巷，道路两旁挤满了前来迎接的僧人和百姓，可谓是“道俗奔迎，倾都罢市。”       玄奘也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接见，太宗皇帝对这个布衣求法的得道高僧极为欣赏，他恳切的劝说玄奘还俗入仕，并许诺给予高官重任。       但玄奘婉言谢却，他早已发誓要将毕生的精力致力于佛经传译工作。       唐太宗不好强求，遂请玄奘法师栖居在长安的弘福寺专心译经。       此后，玄奘埋首译经长达十九载，夙兴夜寐，不敢稍有慢怠。在那段唯与佛经作伴的岁月里，只有一盏萤火孤灯陪伴玄奘左右。但尽管清苦如斯，他却始终甘之如饴。       据统计，玄奘法师翻译自己所带回的佛经多达七十五部，折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曾参与编写《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而除了翻译西域佛经外，玄奘还将《老子》这部国学经典著作翻译成梵文，远播到印度，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高僧圆寂，舍利留存       但由于经年辛劳，积劳成疾，玄奘在唐高宗麟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64年，在长安玉华寺圆寂，时年65岁。       玄奘法师圆寂的消息传到宫中时，唐高宗悲痛万分，大叹道：“朕失国宝矣！”随后将玄奘法师安葬在长安东南处的白鹿原上。       一年后，唐高宗下令将玄奘法师迁葬于樊川北原，并特意建造一座高塔，用于安奉玄奘法师的遗骨。       佛家观点中认为，得道高僧在圆寂后火葬时，会有大小不一、或多或少的圆珠形遗物留下来，这就是舍利。舍利是梵文称呼，其实指的就是高僧火葬后留存的遗骨。       但由于唐朝末年乱世纷争，为了能够妥善保管玄奘的遗骨舍利，几经辗转后由终南山的紫阁寺暂为保存。       但紫阁寺却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安稳之地。       三百三十多年后，也就是端拱元年时，紫阁寺在一片战火纷飞中毁于一旦。       幸运的是，一位来自金陵天禧寺的住持可证法师恰好来到了此处。他本意是来这里朝拜终南山，却不料看到了一副寺颓塔倾的破败之象。       可证法师满心悲痛地走进这一地的断壁残垣，却意外在高塔的残壁中发现了曾经保存其中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       这样的发现让可证法师喜出望外。       同为佛门中人的他深知玄奘法师舍利的珍贵性，因此，可证法师珍而重之的将舍利收拢好，并且带回了金陵的天禧寺，重新修塔安奉。       自此之后，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就和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朝洪武十九年时，玄奘法师的舍利又被僧人们迁移到了天禧寺中的三藏塔。但又因为天禧寺在二十年后的一场大火中损毁，被重新安奉于新修建成大报恩寺内。       直到清朝末年的乱世，才打破了这处佛门清净地的宁静。       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而大报恩寺也遭遇战祸，安奉其中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也随着动乱“不翼而飞”。       至此，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的下落成为了一个谜。       舍利重见天日，因故分散多处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城。       1942年11月初，日军头目像往常一样点清了工人人数后，将他们带到了曾经三藏塔所在的山头上。       据日军说，他们预备平整这块土地，作为他用。到了当天上午十点，正在运土平地的工人发现了一块奇奇怪怪的石板，搬开之后，下方赫然是一个洞口，而洞口内摆放着一块石函。       石函两面都刻有文字，密密麻麻的，似乎有些年头的样子。而石函周围，也散落着不少古钱币。       大家聚集在洞口旁议论纷纷，在附近巡视的日军士兵也很快闻声赶来。       他们看到这处石函后也觉得稀奇，迅速封锁了现场要回厂里报告。与此同时，日军士兵还对刚刚围聚在这里的工人进行搜身，气氛瞬间变得异常紧张。       只见前去汇报情况的日军士兵回来后嘀咕了几句，随后就看到日军出动了大批人马，对附近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同时，还有不少日本兵用铁丝网将洞口周围拦了个严严实实，下令工厂内外要严密封锁消息，今日的所见所闻一丝也不能透露出去。       日军这么大的阵仗，无疑是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物。       而至于究竟发掘出了什么，直到1943年2月才被披露在汪伪政府的《民国日报》上。       原来，当时在那处洞口发现的正是安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的石函，顺着线索挖掘下去，找到的就是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了。       由于佛教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很是崇高，日方最初是想将发掘出来的舍利据为己有，并且秘密运回日本国内的，因此还特意封锁了消息。       但发掘高僧顶骨的消息又岂会被日寇完全压下去？       很快，南京各界的爱国人士纷纷听闻了风声，群起抗议。汪伪政府迫于民意和舆论压力，派出“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主任和日军方面进行交涉。       经过数次交锋，日本方面不得以改变了独吞顶骨舍利的念头，同意将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分为三份，交由不同的人士管理。       其中的一份留存南京，另一份由北平佛界人士迎回北平安奉，最后一份则由日本带回。       留放在南京顶骨舍利的又被一分为二，其中之一被供奉在南京玄武湖畔的九华山上，那里会再建起一座三藏塔，专程用于安奉法师舍利。另外的一份则供奉在毗卢寺中，随后又转移到栖霞寺中安奉。       被安置在栖霞寺中的顶骨舍利又在1973年后被移送到灵谷寺，供奉在玄奘法师纪念堂前。       而当初迎回北平的那份顶骨舍利后来也被一分为四。       一份由天津市的大悲院供奉收藏，在1957年时被转赠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由印度方面迎回国内，安放在玄奘法师当年曾经求学过的那烂陀寺中。       一份则被安奉在北海的观音殿，随后又辗转于法济寺等寺中。另一份交由四川成都的文殊院安奉保管，最后一份则跨越了半张地图，被迎送到了广州的六榕寺安奉。       至于由日本迎回的那份顶骨舍利，则被安奉在东京的增芝上寺中。后来，因为担心战火波及，日本方面又将顶骨舍利移送到相对偏僻的埼玉县，由慈恩寺继续供奉。       1955年，我国台湾地区的佛教会请日本方面将玄奘顶骨舍利分布一份来，由台湾当地的日月潭玄奘寺供奉。       日本方面应允后，除分出一份送往我国台湾外，又分出一份转供奉于日本奈良的药师寺。       1994年，台湾佛教界在台湾新竹创办了一所玄奘大学，目的是以玄奘法师为榜样，弘扬佛法，利于众生。       玄奘大学的创办人想迎请一份由南京灵谷寺供奉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作为学校的镇校之宝。       在征得多方统一后，1998年，由南京灵谷寺分出的一份舍利被迎送到台湾。       也就是说，按照最终多次分供后的现状来看，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有两份被安奉在日本，两份由我国台湾安奉，另有一份则去往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