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为何流寇泛滥?

杨鹤是明朝末年大臣，杨嗣昌的父亲。明末流寇泛滥，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大明根基，杨鹤曾向崇祯提出，他认为流寇都是因为饥荒才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对付流寇应该是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杨鹤的策略起先有了一定成效，但能用于招抚的资金却远远不够。有人评价杨鹤是一名正直的好官，但一意主抚也要看当下国力能否承担。最后杨鹤办事不力，落得一个下狱论死的结局。

说起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泛滥。流寇以李自成为代表，就是他攻破北京城，导致了大明的灭亡。

李自成虽然最终成了气候，但他并非首倡义兵之人。早在天启末年，流寇就已经在西北出现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天灾。

明末农民战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薛正昌·《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

崇祯继位之后，自然也会想办法解决流寇问题。可应该如何解决呢?放任自流是不行的，那就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剿灭，一个是招安。

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实现的。

剿灭流寇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大规模调动军队需要大笔军费。比如说，辽东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于是辽饷应运而生;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那么新名目的赋税自然也会应运而生。

招安流寇不需要大规模调动军队，但政府必然要扩大征兵规模，因为必须把流寇改编成一支新军。流寇之所以会出现，无非是因为农民吃不饱饭，如果有机会当兵吃军粮，大多数人也不会愿意继续当流寇。但招安流寇也需要花钱，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钱。

退一步说，大明中央政府没钱招安流寇，那么有钱赈灾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整个大明已经被钱这个字给弄怕了，张嘴说话的时候，第一个字肯定都是钱。

面对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团除了打官腔还是打官腔，给出的解决办法，永远是高大上伟光正的：解决流寇问题并不困难嘛，只要让他们吃饱饭，自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官僚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官僚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

从官僚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希望皇帝发扬风格，让流寇吃饱饭。据可靠消息称，皇帝的家里有许多银子，根本用不完。

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你们家里的钱多到根本用不完，可就是不愿意拿出来，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就别怪我们造反了。

崇祯二年，西北流寇群起，总督武之望在重压下自杀，整个大明上下一片哗然。

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澄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赋恣掠。——谈迁·《国榷》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任西北总督呢?官僚集团内斗一流，吃相也不好看，但他们都不是傻子。西北流寇愈演愈烈，谁当总督都有可能干砸锅。尽管是总督这样的美差，大家还是推三阻四。平时打官腔的时候全部慷慨激昂，遇到麻烦事了就开始装聋作哑。

在这种背景下，杨鹤被大家推选出来，成为了新一任西北总督。

明年，总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明史》·杨鹤传

为什么是杨鹤?因为杨鹤说了一些得罪人的话，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报复，最终只得前往西北任职。

杨鹤所说的培养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并非泛泛之谈，而是针对某些高官胸腑间一片杀机，逞一时之快而发的。朱由检领悟到这层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表示赞许。但是掌权的阁部大僚却以为：“这学问用不得。”培养元气还不是时候，决意把不随潮流、独抒己见的杨鹤排挤出中央政府。这就是吏部会推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的背景。——樊树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杨鹤走马上任之后，立刻面临了之前所说的两个困境：无论是剿灭还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钱，而在杨鹤出发之前，大明中央政府显然没为他准备钱，甚至连赈灾的钱，也要他自己想办法。

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前提下，杨鹤对西北流寇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抚。

所谓的抚，就是放纵流寇的行为，只要他们愿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过。

社会经验不丰富的人，大概会觉得杨鹤的做法非常好，符合圣人之道。可实际上，流寇的数量绝不会因为杨鹤的宽容而有所减少，反而会因为这种宽容而变多。

只要表示一下悔过，就可以既往不咎。这种宽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乱的代价降到了最低。

地方叛乱的主要基础是饥民、难民、逃卒和溃卒。因为这种基础存在，各种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失去这种基础，谁敢公然挑战政府呢?

杨鹤的抚，并没有任何错误。事实上我们翻翻历史书，历史书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后人的。因为叛乱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天灾人祸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才造成的。政府应该理解他们，更有义务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说教和规则，实际上永远都是写满了“利益”两个字。

如果是天灾，主管官员应筹集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它;如果是人祸，主管官员需要清除它。所谓的天灾，需要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共渡难关，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做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

所谓的人祸，无非就是当地官僚贪污腐败，无非就是士绅集团野蛮扩张。杨鹤作为一个空降的大员，有能力管好这件事吗?显然是没有的。

想要改变西北乱象，就必然要损害西北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杨鹤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给流寇一些优待，争取让他们放下武器。

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明着欺负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贪污、士绅欺压、流寇造反，政府都报以宽容，绝不追究，这对守法良民公平吗?

当坏人干恶事，就这样有理?当一个安份守法的百姓，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谁来保证呢?政府除了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之外，什么也做不到。

杨鹤的所作所为，就是用官僚的方式应对危机：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吗?我像模像样地招降几股给你看看。虽然这些流寇被招降，对西北危机而言于事无补，他们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

崇祯皇帝也不是傻子，杨鹤的奏报写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势还是日益糜烂。崇祯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杨鹤继续努力，把工作干得再好一点。

面对得寸进尺的崇祯皇帝，杨鹤最终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团的老办法：要钱。

如果崇祯皇帝拿出钱来，杨鹤或许还能做个计划，花钱办事;如果崇祯皇帝拿不出钱，那责任就怪不到杨鹤头上了。

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杨鹤到了西北之后，到底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呢?从史书上看，他除了安抚流寇和找皇帝要钱之外，什么事都没干。

要区分责任其实很简单：皇帝没给你钱，的确是皇帝的不对。可没钱也有没钱的做法，你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抚流寇，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么呢?

杨鹤在西北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会想办法搞点钱来建设大西北。

在明末，这种庸官遍地都是，一点都不奇怪。具体到了问责的地步，他们总是一脸无奈：时局如此，为之奈何?

我说杨鹤是庸官，只是阐述客观事实，并不是在苛责他。事实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计和杨鹤的区别也不会太大。

事实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之外，崇祯皇帝也难辞其咎。

崇祯皇帝最喜欢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给你全权，你去负责具体事务，干得好有赏，干不好要罚。

这种做法有问题吗?表面上看是没问题的，可细究起来，问题就太大了。

明末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难以被撼动，崇祯皇帝明白这一点吗?应该是明白的。

可崇祯皇帝从来不想着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队员，希望这个敢死队员能跟既得利益集团血拼，崇祯皇帝自己坐收渔利。

在太平时期，这种做法没什么毛病，因为这是帝王心术。可明末那个烂坑里到处都是雷，哪个敢死队员能镇得住?

在明末那个环境里，皇帝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勇气和毅力，拥有砸烂一切的魄力，否则他就只能缩在深宫，做一个任人摆弄的傻子。虽然这样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绝对比崇祯皇帝这样大呼小叫却无可奈何要好得多。

官僚集团有问题，官僚集团该为明亡负责，可崇祯这个当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习性，别人上行下效，也真没什么好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