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翻译家是如何学外语的?

古人学外语可不像我们现代人这么容易，有各种现成的教科书。毕竟古时候真正读过书的人都是少部分，更别说学翻译了。所以当时的人们想要搞懂外语，只能慢慢一个词一个词的摸索出对应的中文意思，然后在记下来。其实在宋朝年间就已经有翻译家了，只不过当时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都不算很高。毕竟主要还是日常沟通、做生意为主，翻译文字作品就比较少了。总体来说，算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工作不易地位低，古代翻译不好干。

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翻译是一个比较光鲜的职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同声传译，一天收入上万元，谁家孩子有本事吃这碗饭，父母一定觉得脸上有光。不过，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广州城，如果有哪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孩子对外国文化感兴趣，想去干翻译，一定会招来父母的一顿痛扁：“不好好读书，去干这个与奶酪匠一样低微的行当，真想把家里的脸丢光?”

我们之前说过，宋代年间，朝廷非常看重外贸收入，还出台了不少“招商引资”的政策，像广州、泉州这样的外贸大港，关税收入还是地方官升迁的重要因素。当时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更成为古代外贸史上的佳话。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广州外商云集，还有很多外国使团从广州登岸，跋山涉水前往开封或临安朝贡，朝廷又看重“招商引资”，翻译这个行当为啥这么让人看不起呢?

你别忘了，那时的外贸再发达，“士农工商”的等级次序可是谁也改不了的，商人已是四民之末，外商又是“化外人”，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社会评价能高到哪儿去?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活干起来很不容易(那时掌握外语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很难捞到一官半职，而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换言之，就是一群身份低微的匠人。服务朝廷的翻译尚且如此，被广州市舶司聘用以及在民间“混江湖”的翻译，其地位之低，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哪个书香门第会容得下自己的孩子去干匠人的行当呢?

外语老师不好找，翻译主要靠自学。

虽说在那个“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的年代，翻译的社会地位很低，但由于经常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偏偏时来运转，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这样的故事真够励志。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不过，当时活跃在广府以及东南亚民间的翻译，多数都是“自学成才”。没办法，老师不好找，像王元懋这样在庙里碰到好老师，那是难得的运气，一般人就只能靠跟外商打打交道，日积月累，掌握外语技能了。北宋散文家王禹偁曾写下了这么一个趣闻(载于《王黄州小畜集》)，说当年坊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商务翻译，碰到有人向他求教，他就讲大道理，说“翻译有大译小译之分，大者如孔孟之道，可以译人心，小译就只能像他那样，译译外语，没啥大出息，有志者应该学大译，不要学小译”，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这话听上去十分漂亮，以我的粗浅之见，不想把看家本事传授给别人，才是其真实目的。

为防译员使阴招，地方官自学外语。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可见当年的翻译界确实有点乱。

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学外语，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简直是“自甘堕落”。据史料记载，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在诗句里夹了几句契丹词汇，大汗十分高兴。按说，余靖这么做，本来是好事，结果回朝后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不过，像向子諲这样放下身段，为断案苦学外语的士大夫并不多见。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