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四等人制度的实质是什么

《倚天屠龙记》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看过了，在金庸的这部作品中有着这么一个桥段：元朝的郡主赵敏心一直心系张无忌，好几次胳膊肘往外拐。其父亲汝阳王也是很无奈，于是便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反贼好说，无非就是招安，但问题是，张无忌是个汉人。这种理由基本上就是从根本上掐死了张无忌翻身当郡马的可能性了，毕竟连习得了“乾坤大挪移”也无法改变自己作为汉人的血脉。

金庸老爷子这一桥段的创作背景，并不陌生，早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我们就曾接触到元朝的四等人制度：第一类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类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尔人等;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南朝汉人。

每当看到这一段，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内心难免气鼓鼓：活该蒙元该灭!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事，咱们得从元朝遗老说起。

从1271年到1368年，蒙元一共存续了97年。按说蒙元是典型的异族统治，在它灭亡之后，长期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汉人，应该是“翻身农奴把歌唱”“载歌载舞谢朱明”，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元末潮州路总管王翰，是个血统百分百的汉人，可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怀着“报国每惭孙武策，匡时空草贾生书”的悲愤之情四处逃亡，最后甚至宁肯自杀也不事二主，留下了“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的诗篇。

有人说，你王翰吃了人老元家的饭，那感念恩德也算正常。

可是元代诗人戴良，却是个的彻头彻尾贫下中农，蒙元灭亡后，这哥们也对大元朝念念不忘：“风尘澒洞遗黎老，草木凋伤故国秋”。后来朱元璋找他出山做官，这哥们不从，居然死在狱中。

而王翰、戴良也不是个例，此外还有“故国情深，遗老愁重”的郑玉、张昱、周霆震等人，他们也对覆亡的蒙元，念念不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王逢。

咱文章开头提到的赵敏父亲汝阳王，名字叫做察罕帖木儿，他在《倚天屠龙记》中是被周芷若刺杀身亡，而在真实历史上他也确实是被刺杀而死的，听闻他的死讯，王逢悲切地写道：“寻闻盗杀李上公，穷旅孤臣泪沾衣”(察罕帖木儿汉姓李)。

后来听说元幼主之子北归，他又写诗：“火流南斗紫垣虚，芳草王孙思怆如。”而对朱元璋，即便到了洪武十几年，王逢还一直称其为“南朝天子”(南朝天子许谢病，窃长木石仪鸾园)。

读史至此，难免令人生疑：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蒙元四等人”，难不成都有受虐倾向?

这，咱就得好好说说蒙元的“四等人制”了。

首先得说名字奇奇怪怪的色目人，这色目人并不是蒙元首创，而是“各色名目之人”的简称，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取“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之意。

换句话说，色目人这个词，是个妥妥的汉语词汇。

而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凡是长相和中原汉人不一样的，基本都属于色目人范畴。那么在当年，长相和汉人不太一样的蒙古人，是不是也属于色目人范畴呢?

还真是，在《至正金陵新志》中，所谓的“国族”蒙古人被划归色目。《元典章》中，也有“除汉儿高丽蛮子人外俱色目人”的记载。

众所周知，蒙元帝国疆域广阔，辖区内的人口众多，民族成分自然非常复杂，那么按照聚居区域和长相对人口进行划分，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信你看，我们新中国，不也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吗?

那么，蒙元的民族怎么分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尽管为了方便统治，蒙元非常重视民族划分，但是，它的民族划分非常混乱，并不统一。

比如：成书较早的《大德南海志》中，户籍按照是否从事宗教活动划分为普通户和僧道户，普通户中再按民族来源分为南人户和北人户。

而在成书较晚的《至顺镇江志》中，民族划分则大体分为：汉人、蒙古、畏兀儿、回回等。

这么说吧，在蒙元帝国的户籍管理中，民族分类、职业分类都有，但真要说分等划级，起码在元朝的官方文献里，是没有的。

那么“四等人”制就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吗?也不尽然。

这就要说归属感和政治参与度两个问题了。

这所谓的归属感就像牵着风筝的那根线，即便放在今天，媳妇出嫁几十年，很多人还是觉得自己娘家亲，这就是扎在人性根里的归属感。

这一点，代入到当时南方人和北方人身上，尤其明显：

自从1234年金国灭亡之后，南宋和蒙古帝国又对峙了一百多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生活在北方的各色人等，已经统统归于蒙古之下，甭管是回回、契丹，还是女真、汉人，他们统统可以称之为北人。

相处一百多年，北人的心理特征，相比南宋治下的人群，自然是更有归属感。

再看政治参与度问题，这就要说蒙元的政治蛋糕的划分法则了。和宋朝科举为主不同，蒙元一开始是没有科举制的，而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也叫“怯薛歹”制，一句话：想当官，看出身!

“怯薛歹”是元朝高官的主要来源，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蒙元开国元戎的二代们，在这其中，汉人比例少，也能占到40%，当然这些汉人也主要是北方的汉族大族，比如顺天张氏、真定史氏、东平严氏、巩昌汪氏、西京刘氏等等。

这些汉族，往往是从辽、金时期就世代生活在北方。

当然，蒙元也不是完全杜绝科举，但搞得确实少：直到1315年(仁宗延佑二年)才开办科举，直至元朝灭亡，也只曾举办约十次，共取试一千余人。一千余人，这数字，和录取数量庞大的宋朝(一次取试五六百)，那是完全不能比。

总之，无论“怯薛歹”还是科举，南方汉人都很难享受优惠，这自然会让人感觉被当成二等公民，元朝在搞民族歧视!

当时汉人普遍抱怨的是“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其实说的是政治参与内外有别，而并不是民族地位的高低。

当然，如果普通的汉人和普通的蒙古人发生争执，官方还是相对偏袒蒙古人。

不过，政治问题最终还是会影响民族情绪，元末的农民起义首先从南方大爆发，与蒙元的“切蛋糕”也不无关系!

但即便是干掉蒙元的朱明，在各种文献中，也没明确说蒙元的“四等人”制。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等级森严”的“四等人”体系呢?

这得先说“三等人”体系，1915年，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在《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中，首次真正提出元代实行“三等人制度”。

后来，最早出自清末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于时大别人类，为四等。曰蒙兀人、曰色母人、曰汉人、曰南人。”再后来魏源在《元史新编》中也引用了这种说法。

在大家都突然“认同”蒙元“四等人”的前提下，曾经的政治划分，就逐渐成了蒙元社会人的标签。

再加上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思潮，蒙元“四等人”就更加自然地成为了广泛共识，甚至连钱穆先生都信以为真。

那元朝的国祚为何这么短?

跟元朝并立的四大汗国都先后被当地文化同化，契丹、金朝国祚够长，也是不同程度的汉化。

无论从内外经验来看，元朝的国祚这样短，很明显是没有入乡随俗，僧道户高于文人士大夫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与其从民族成份来探讨元朝的失败，还不如从职业背景来入手，更加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