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历史意义

最近很多人也都在说这个庆历新政的事情，话说这个事件对于宋朝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虽然没多久就失败了，但是对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是有非常大的积极的意义的，最近很多人就问了，既然有意义，那么真实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了，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

在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中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设置“祠堂”、“义庄”、“族产”、“族规”、“乡约”，发挥了宗法血缘的统治功能。

通过官僚机构的调整，财政经济的治理，“重农桑”、“均公田”、“减摇役”、“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限制了兼并，扩大了财政税源，这就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体化的统治，一定程度的延长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寿命。

庆历新政的影响确实有限，因为在改革后，社会上土地兼并现象并没有减少，各地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减少，广大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国家的财政支出也没有减少。

但是庆历新政毕竟给当时的有识之士以希望，认为可以通过变革来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所以庆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人民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这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庆历新政的影响还是比较广泛的。

1、宋仁宗对新政和范仲淹等人的态度摇摆不定

宋仁宗是一国之君，他的态度决定了大方向。

宋仁宗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不想冒稍微大一点的风险。

西夏的李元昊把宋仁宗打得头破血流，但在辽国准备入侵西夏前，西夏连忙要和北宋讲和。宋仁宗一听只要花银子，就可以不用再和西夏打仗了，就满口答应。

宋仁宗是个怕事的主。

他手下有120万禁军，却打不过小小的李元昊，肚子里憋的气有多大可想而知。

宋仁宗也想动一动，但动静不能太大，怕吓到自己。

庆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少壮派，要“兴致太平”。

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十条新政纲领：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庆历新政以政治改革为主，前四条和后两条与政治、行政有关。

范仲淹等人大力抨击不称职的官僚，勾掉一个一个不称职的官员。

范仲淹发狠话：一家人哭，强于一路人哭。(一路相当于现在的一省)

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了，就说范仲淹等人的坏话，说他们结党谋权。

宋仁宗耳根不但容易红，还容易软，还真害怕范仲淹等人把自己架空了。

宋仁宗对范仲淹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党尚黑，宋仁宗很反感。

范仲淹则振振有词地说：朝廷也分正邪两党，如果朋党是善的，对国家有什么坏处?

最终，宋仁宗被朋党之论动摇了，就罢免了范仲淹等人，庆历新政夭折。

2、保守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官僚疯狂反扑

夏竦是保守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接任吕夷简的宰相位子，但在新政者欧阳修和石介的批评下，没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位子也丢了。

夏竦恼羞成怒，全力开火，攻击范仲淹等人是朋党。

夏竦是政治老手，抓住了宋仁宗内心最阴暗的一面。

宰相章得象，则对新政一言不发，冷眼旁观，等着这帮小孩子乱蹦乱跳，头撞南墙。

火候一到。

章得象也露出一丝锋芒，对宋仁宗说范仲淹有朋党嫌疑。

3、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石介等新政集团经验不足

范仲淹从政治改革入手，直接触犯了保守集团的既得利益。

相当于直接把脑袋砸到硬钉子上了。

焉能不败。

后来的王安石则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经验教训，先避开政治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先导。

王安石变法时，富弼、韩琦时过境迁，已经从热血青年变成了保守派。

他们则还是站在庆历新政的思路上，批评王安石重利轻义，是小人之党。

朋党之争又翻了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