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曾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这便是察举制的雏形。到了汉武帝时期，察举制逐渐完善，各个科目都有了补充，而且统一了标准。不过察举制虽然需要考试，但选拔出的人才还是各地官员负责推荐给上级，所以其中难免有利益输送，不能保证真正的人才被选上。所以察举制有他的弊端，才会被科举制所顶替。到了东汉末年，这个问题就已经非常显著了，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士族的壮大依然阻止不了。
从世袭制到察举制官僚队伍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框架，自古以来官僚的产生方式，都关系着王朝的稳定。自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我国古代的官僚大多是世袭制，贵族将官职全部垄断。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保守的选官制度促进了封建国家的稳定，但并不利于长期的健康发展。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首次建立了一整套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察举制。
与夏、商、西周三代实行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选人才的制度，开始让下层百姓有机会进入官僚队伍。此举的本意是为了提高官僚队伍的能力，对世袭官员形成冲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察举制渐渐地变了味。由于长时间的大一统，所有人都更加在乎各种“情”，正如那句经典台词“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正因如此，被推荐当官的人往往会感激推荐自己的人，投桃报李会在自己具备举荐资格后优先推举“恩人”的子孙。
在这种情况下，本意是想打破世袭弊端的察举制，变相的成为了世袭制。于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诸多的世家大族，比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弘农杨氏家族等等，都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望族。有这样的家族出身，家族子弟即便职位不高，也不会将一些位高权重之人放在眼里。这就是为什么董卓权倾朝野时，官职并不高的袁绍敢和他叫板。不仅如此，当讨董联军会盟时，盟主袁绍的官职只是一个区区渤海郡太守，而官职最大的冀州牧韩馥也甘心听命。原因不是别的，韩馥是老袁家的门生。
察举制的失败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不仅是诸侯会盟的众望所归，也是许多非士族出身军阀巴结的对象，比如刘备。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堂堂汉室贵胄，却依旧在身份上比那些士族矮一截。汉室皇亲还比不上那些士族子弟?这还真比不上，因为刘备曾经做过“织席贩履”的营生，被士族看不上很正常。在徐州牧陶谦病故之后，刘备曾短暂担任过徐州牧，成为了一方诸侯。此时的刘备手中也终于有了一个“举茂才”的名额，这来之不易的名额，自然是万分珍贵的。
当时刘备手下武有关张、文有简雍、糜竺和孙乾等人，这批人都是刘备的创业元老，可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徐州本地的士族，刘备都没有舍得用这个名额。那刘备将这个名额给了谁呢?答案是袁绍长子、时任青州刺史的袁谭。袁谭虽是袁绍长子也是封疆大吏，但一直苦于政治出身不够“完美”，袁绍手中的指标并不多，为了拉拢河北士族，自然无法优先考虑儿子。古人讲究名副其实，当时的袁谭缺的就是这个“名”。所以当刘备将自己唯一的名额送给他时，他是立马就接受了的，刘备送了袁绍父子一个天大的人情。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刘备逃亡时第一个想到河北，为什么袁谭得知消息后，会亲率大军迎接的原因。并不是刘备的“仁义”大旗起了作用，而是他知道袁氏父子一定会收留自己。结果也和他猜想的一样，到了袁谭的青州之后，刘备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正在官渡指挥作战的袁绍得知消息后跑了二百里前来迎接。
汉末至魏晋的士族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不是皇帝给个官职爵位就行的，顶级士族都是家族好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不断绝的传承，判断标准极为严格。所以学富五车还家财万贯的鲁肃不是士族、父兄南征北战但爷爷卖瓜的孙权不是士族、祖上曹参但爷爷是宦官的曹操也不是士族。既然消灭不了士族，那就和他们站在一起。刘备将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选官名额拱手送给了袁绍的儿子，看似血亏，实则稳赚不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