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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为什么江西有那么多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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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都有很多的官员,他们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任职,都不乏真正为民请命的好官和贪赃枉法的奸臣,这都与他们个人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了。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官员的数量,很多人可能以为,古代的官员既然是从各地选拔出来的人才,那么他们的分布应该不会过于集中,但其实在明朝时期,官员当中,来自江西的却是最多的,不仅如此,高官当中江西的官员也是最多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明朝有多少江西官员

自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杀了丞相胡惟庸(?—1380年)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1、明朝首辅人数江西第一

明代历任首辅共53人,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刘一燝等10人,历任首辅中江西人数最多,势力最大。

明朝江西籍首辅任期最长的是杨士奇,21年,第二是严嵩,15年,最短的是刘一燝,在《明史》中严嵩是入了《奸臣传》的。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朝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本身没有意义,但足以说明江西位居高官的多。

2、明朝阁臣人数江西第二

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164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27人;江苏:22人;江西:22人;河北:17人;山东:13人;湖广(湖北、湖南):12人(其中湖北9人、湖南3人);福建:11人;河南:10人;四川:10人;安徽:5人;广东:5人;山西:5人;广西:2人;陕西:2人;云南:1人。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人数多,影响大。

2、为什么江西多高官

1、明朝是第一个由南方人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这一点很重要,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明朝也是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起家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明朝历代皇帝会大量启用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如果不是明成祖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可能更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经济、文风转移至南方,南方工商业兴起,读书之风尤盛,这也是后面要分析的原因。

2、人口众多,农业、手工业经济发达

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名扬天下。

3、江西人会读书,江西这地方也适合读书

江西历来文风鼎盛,读书人层出不穷,是科举大省,也是强省,在大明王朝,这方面,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风”,吉安府“环吉水百里之疆多业儒”,广信府“下逮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课子孙读书为事”。

作为大明王朝的人才储备库,明朝代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3148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

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19人;浙江19人;江苏18人(含上海);福建11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大量的进士、状元为江西人成为朝廷高官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基础。

4、江右商人的介入

封建王朝走到明清,商人早已不再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行业,商人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参与国家政治的愿望也就变得更加强烈,出将入仕,光宗耀祖是很多富裕起来的商人们对子女们的期望。而那时候江右商帮又是一支非常活跃的国内商界力量。从制度上讲,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参加科举的便利。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另外,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明朝,大量商人家庭的子弟出来读书做官,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大量文官出身工商业家庭,而且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5、同乡在朝好办事,抱团取暖式的勾党结派

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样也是很多写到此类文章的人会刻意回避的一个原因,尤其自媒体作者及网上吹嘘类人员。明朝各个时期,勾党结派一直存在,有时候还相当严重。最有名的当属东林党、阉党,形成党派的原因很多,共同的利益诉求,来自相同的地方等等。勾党结派不仅会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同样也会影响到进士、状元的选拔等。

从首辅籍贯看

解缙(1369年—1415年),今吉安市吉水县人

胡广(1370年—1418年),今吉安市吉水县人

杨士奇(1366年—1444年),今吉安市泰和县人

陈循(1385年—1464年),今吉安市泰和县人

陈文(1405年—1468年),今吉安市吉安县人

彭时(1416年—1475年),今吉安市安福县人

费宏(1468年—1535年),今上饶市铅山县人

夏言(1482年—1548年),今鹰潭贵溪人

严嵩(1480年—1566年),今新余市分宜县人

刘一燝(1567年—1635年),今江西南昌人

解缙是胡广的儿女亲家,夏言是严嵩的伯乐,前任首辅,江西籍的前六位首辅全部来自吉安市,前两位还是吉安市吉水县人,因此吉安也赢得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美誉

同乡在朝好办事,这种抱团取暖式的勾党结派在明朝比较明显。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消除了士族门阀垄断,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上来,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血缘和区域上的帮派。想要从政,必须通过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但人毕竟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出于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明朝时期地域联系比较看重,成为以地域为关系的纽带,比如东林党,严嵩也是典型的以江西地域为首的党派首领。

3、盛极必遭嫉

从首辅、阁臣和状元数量看,浙江并不输江西,江苏等省份也很强大,为何民间有“朝士半江西”一说?

原因在于,明朝前期,江西入仕和在朝为官的比率很大。洪武年间,选拔的881位进士里,江西籍占147位,建文年间,占到了五分之一。顶峰是在建文二年(1400年)的殿试中,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并且都是吉安府人。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殿试中,470名进士中,江西籍有110人,占据了四分之一,更逆天的是,除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人外,第4-7名还是江西人,这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明朝前期,内阁首辅一大半时间是由江西人担任,分别是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彭时之后,江西相继有费宏、夏言、严嵩等人担任首辅。

这些江西人在朝为官都是抱团的,引起有些人不满。比如正德年间的吏部尚书焦芳(1434年—1517年),因为当时有江西人得罪了他,他就与大太监刘瑾(1451年—1510年)联手上奏皇帝:“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请皇帝减少江西50名乡试名额,并停止向江西人授予高官。不仅如此,他还说 “宋朝因王安石、元朝因吴澄灭亡,不可再用江西人”,没想到当时正德皇帝准奏了。与此同时,焦芳与刘瑾却为他老家陕西增加了95名乡试名额。

严嵩之后,江西人就更不受欢迎,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1525—1582)就非常排斥江西人,当年汤显祖(1550年—1616年)就是因为是江西人,在科举考试中被刷了下来。江西人在明朝当高官,在严嵩之后,除了刘一燝短暂的当过首辅之外,再无江西人任首辅,且阁臣,进士也较少了。这与焦芳、刘瑾、张居正三人排斥江西人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与当时经济、文风转移也有一定的关系。

后记

当然,所有原因中,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原因。明朝后期开始,江西人开始慢慢淡出全国的政权中心,整个清朝,江西出的高官更少,就和江西的经济地位下降有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江西在唐宋元明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西农耕经济、手工业经济逐渐发达。进入清朝后,战乱频繁,尤其是太平天国对江西的破坏尤甚,后又错过京广铁路,水运逐渐被铁路、公路取代,海洋经济到来,作为内陆省份的江西经济一退再退,导致江西逐渐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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