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明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左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覆灭，而随之而来的便是长达300多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明朝不该灭，明朝灭亡的愿望，而且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十七年来如一日，兢兢业业，算的上是个好皇帝了。在明朝灭亡前夕，兵力其实还是非常充足的，仅江南地区就有百万的军队，而却在几年时间里就这么灭亡了。那么这是为何呢?实际上明朝的灭亡一点也不冤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1644年，京城外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安营扎寨，崇祯皇帝面对城外数十万的民军，心急如焚，于是他为了临时组建军队，发动老百姓抗击李自成，可是老百姓只认钱不认他这个皇帝，没办法，崇祯皇帝只好发动大臣们给国家捐款，帮自己渡过难关，按理来说此时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大臣们应该与国家同命运共危难，但是令崇祯皇帝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老油子最后的捐款只有几万两，有些大臣捐一百两，还有一些就捐几十两，然后就开始哭穷，最离谱的是崇祯皇帝的岳父周奎，被朝廷封为嘉定伯，家里十分有钱，当上皇亲国戚之后更是贪污受贿，十分贪婪，但是没想到当崇祯皇帝让他捐钱的时候，他就开始哭穷，说自己家里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后来架不住崇祯皇帝的百般哀求，才拿出一万两。
当然这点钱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周奎也实在不想再出血了，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让她帮着分担一点，周皇后还比较深明大义，将自己的所有嫁妆和首饰变卖，才得了五千两，而周奎丧心病狂竟然还贪污了两千两，向皇帝交了一万三千两。后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皇亲国戚都这么吝啬，自己还充什么大方啊，于是纷纷捐了几百两装装样子，甚至有人还装模作样到京城的大街上去卖家当，实际家里富得流油。
当然据说崇祯皇帝也暗藏着私心，自己攒的私房钱也不舍得拿出来，当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李自成就从皇帝的国库和小金库中抄出了上千万两白银，而各家皇亲贵族更是数不胜数，最后搜出的白银竟然达到了七千万两之多，而其他的一些金银器，华丽服饰等等不计其数。
李自成攻下北京后，很多大臣没有跟着崇祯皇帝殉国，反而是转而投奔到李自成的门庭之下，希望能够在新朝廷继续做官，据说当时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大臣魏藻德投降李自成之后，李自成逗他问为啥不殉国，魏藻德睁着渴望的大眼睛厚颜无耻的对李自成说我准备为新朝廷效力，哪里敢死呢?还有一位更有意思，半夜去李自成的吏部衙门去求官，人家已经关门睡觉了，他急的又是踢门，又是拍打，生怕新朝廷把自己忘了，不给自己封官，明朝君臣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仍然如此吝啬，做如此丑态，真的是亡的一点不冤。
明朝晚期基层的官员到底溃烂到何种程度?朱元璋出身底层，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草根帝王的最大优点或者说特点，就是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肤之痛。朱元璋深知基层对帝国来说，如同大厦之根本，要是根本出了问题，大厦无论看上去有多么辉煌多么巍峨，最终也免不了轰然倒塌的败局。于是，他对基层的重视便超乎寻常。
朱元璋在位时，奉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别注重州县级地方官员的品行，比如洪武二十年，他就曾两次谈及此事。一次是郊祀礼成时对内侍说：“国家任命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一次是因青州遭遇蝗灾，地方官对上瞒报，朱元璋告诫户部官员道：“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对失职的基层官员，朱元璋的处理是将其逮捕治罪;对犯过小错误，但任职期间尚能较好履行职责的知县，朱元璋往往网开一面，法外施仁。如诸城知县陈允恭因犯错误被流放云南，朱元璋偶然听说他“治县时能爱民”，认为他虽有过，但亦“可用也”，遂召复其官。
正是看到县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等同于朝廷、等同于皇上，因而，朱元璋对县官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颁布的《大诰》中就规定，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否“害民取财”、“有司不才”、“清廉直干”、“抚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如此看来，明朝时老百姓要上访，是件非常容易的事，绝不会有地方官胆敢派人到北京去截访。更有甚者，朱元璋还进一步规定，百姓有权按他在《大诰》中提出的标准对照基层官员，如果官员属于奸恶官吏，老百姓有权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这不但不是妨碍公务，以下犯上，反而是值得奖励的义举。
朱元璋的设计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他统治期间，大明帝国处于上升期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无论多么好的制度，一旦执行者阳奉阴违，制度就等同一张废纸。到了明朝中晚期，当整个帝国腐败成风，政以贿成，基层的溃烂就成为必然。
按朱元璋制定的政策，明朝官员俸禄极低，起初，这种苛刻的制度和严密的纠察考核对地方官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随着明朝享国日久，尽管地方官的灰色收入早就成为充实宦囊的最大入项，但制度性的阳光收入仍微乎其微。作为直接与民众打交道，事务性工作繁多且极易出问题的县官，如果不挖空心思去捞取灰色收入的话，只拿朝廷发给他们的工资，恐怕就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而一旦去捞取灰色收入，贤者自然不屑为之——比如海瑞当地方官时，就以耿直和清贫出名;而不肖者一门心思扑到捞好处上，与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直干”“抚民有方”无疑南辕北辙了。
除了不得不常常找办法贪墨外，县官的升迁与京官相比，也显得很缓慢。明朝中后期的惯例是，科举是官员的正途出身，而出任县官者，从进士到举人、监生、贡生都有。但县官的清贫和海量的事务性工作，以及整个官场对京官的重视和对地方官的轻看，都使进士们把外派出任县官视为畏途。沈德符就在《万历野获编》里讲，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中了进士，第一是希望入翰林，第二是希望做给事中，第三是希望做御史，第四是希望当主事——这四个职位都是京官，不仅可以得享繁华舒适，更重要的是人在天子眼皮下，容易有升迁的机会。一旦被任命为州官或县官，竟然“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乃至向主管官员求情，希望能免去这一任命。
进士们不愿意当县官，举人也把当县官视作鸡肋。因此，晚明时期，县官一般都是年迈学荒的举人或是更低一级的监生、贡生之流充任。这样，朱元璋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基层，其主事者便出现了这样两种情况：其一，少数由进士充任的县官，必然为自己没能留在京城入翰林当御史而深感烦忧，哪怕曾有报国之志，但眼看同年们由于分配在中央机关而迅速升迁，自己却沉沦下僚，不免生出怨艾之心。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拖过几年后通过关系升职或是调到京城。凡事以拖延、掩饰、敷衍为要诀，保持表面上的稳定即可对上面交差，至于这种稳定之下是否潜流着极大的不稳定，不在他们考虑之中。其二，多数由科场不得意的举人和监生贡生充任的县官，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进步，千里做官只为财，“于是受贿营私，不复以承流宣化为事，巧需酷算，一毛不遗。上司至则厚奉迎以宽指摘，饰玩好以市姑息”。这样的官员，不过是把做官当成了一门生意。
晚明时期，陕西和山西一带蝗旱相继，饥民遍野，随后相继演变为民变。究其初始，如果这些地方的县官们能够真正像朱元璋要求的那样抚民有方，完全可以将民变扼杀于萌芽之际。但当走投无路的饥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仇视时，守土有责的县官们不是去疏导和安抚，而是继续多年来在他们看来是最有效的高压，势必导致恶果。陕西澄城事件就是其中最为显着的一个例子。
崇祯元年，陕西大旱，澄城是全省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县令张斗耀不仅不赈济灾民，反而催科甚酷——他之所以敢这样干，一方面，他知道国家对官员的制度性要求早已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他固执地相信，只要施以冷酷弹压，无论多大胆的刁民都只得像温驯的羔羊一样任政府宰割。然而，当张知县派出兵丁四处抓人索赋时，终于导致了“民不堪其毒”——原本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在张知县的逼迫下，一个叫王二的人纠集了数百位农民。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喊：我敢杀。如是者三，这群人冲进县城，杀死了张知县，从此啸聚山林，成为陕北民变之始。官逼民反，历史确乎千百次地验证了它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再严密的制度，再美好的愿景，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世道的没落，最终都会成为镜花水月。第二，基层的溃烂一开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都是统治者自以为不会威胁整体的星星之火。但量变引起质变，当越来越多的基层都陷入了溃烂的怪圈，无论多么体面堂皇的大帝国，也逃不脱垮台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