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杜牧合称为小李杜。今天历史资料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读哦~
公元838年的甘肃泾原，纵然边塞春迟，但依然有水波淼淼、杨柳依依的春日景象。新婚未满一年的李商隐，独自登上泾原古城楼——安定城楼。他远眺看到“绿杨枝外尽汀州”，却想起了自己的政治遭遇，于是不禁泫然欲泣。
这时候的李商隐，初入党争漩涡就频频遭谗。在受官考试中被除名的他，不得不再次投靠到岳父王茂元幕下。
在《安定城楼》这首诗中，李商隐集中抒发了“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归隐思想。但是，之后的李商隐依然在官场摸爬滚打，虽然仕途不顺牢骚满腹，却并没有真正落实这一“理想”。
他说“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他假装自己不稀罕功名，但是其实心里对“腐鼠”还是垂涎三尺。
《安定城楼》说不上是李商隐的诗作转向“违心”的转折点，但是，838年前后，确实是李商隐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此后，他的诗作越发含蓄，坐实了“朦胧诗人”的人设。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结局，与他的政治人格分不开。
一、晦暗不明的仕途路
李商隐幼年丧父，长时间随母亲寄人篱下。这样的成长环境形成了李商隐敏感脆弱的性格，固然与他名传后世的“朦胧诗人”的人设有关。但是，结识了恩师令狐楚后，他也有过一段针砭时弊的“愤青”时期。
829年，年仅17岁的李商隐随令狐楚去往山东。时值朝廷刚刚平定了一场藩镇叛乱，虽然叛乱得以镇压，但是唐军军备松弛、谎报战功的弊病显露无遗。李商隐一路看多了民生凋敝，对军队的愤慨盈溢笔端，写下了一首七律《随师东》，前两联就直白地指出了军队人心涣散、谎报军功的事实：“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836年，朝廷内大臣们企图结束宦官专权的窘况，反而被宦官杀害的“甘露之变”发生后，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言明要“清君侧”，手握重兵却迟迟按兵不动。
李商隐有感于此，写下了一首《重有感》，诗中抨击刘从谏说：“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外，陶侃军宜次石头”——刘从谏明明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应该与君主共安危。但是你两度上表以表忠心，为何还按兵不动?
虽然李商隐的早期作品已经有隐晦的迹象，比如取题暧昧——和老师一起东行，叫《随师东》，对什么事情激情澎湃，就叫《有感》;对同一件事再次有作诗的冲动，写诗就叫《重有感》。这和写诗干脆命名《无题》，或者是取诗作前两个字命名《锦瑟》，几乎是同一种作风。
这时候的李商隐，虽然的确喜欢用典故暗戳戳骂人，但是诗作中还是会有直接指斥的部分，和后期经常通篇用典的风格很不相同。最多说是委婉，还说不上是朦胧。
二、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李商隐仕途的转折点，发生在恩师令狐楚身故之后，他做了王茂元的幕僚，继而成了其女婿。
李商隐的应举之路并不顺利。由于身微位陋，他挤不进晚唐科举录取上流关系网中的学生的圈子。而他最后能够成功考取进士，仰赖的还是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影响力。
牛李党争在中晚唐历史上持续了十数年，李商隐娶妻的尴尬之处就在于——令狐父子是坚定的“牛党”成员，而他的岳父王茂元则被认为属于“李党”。做了王茂元的女婿之后，李商隐很快因为“背叛恩师”而被牛党拉入了黑名单，而因为牛党背景，他也入不了李党的白名单。
尽管对李商隐偏袒有加的人会用各种理由为李商隐开脱：他单纯，他冒失，或者干脆说两党都对他有误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商隐给牛李两党都写过干谒诗。
李商隐任弘农尉移家长安时，对昔日友好、如今已经有隔阂的令狐绹在仕途上有所求，写干谒诗求荐;甚至是李商隐公然做了李党的幕僚，再回长安后依然“明示”令狐绹“几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会昌年间，李党得势。李商隐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李党的重用，但是也感受到了时局的变化。在随李党人物郑亚赴桂林之前，李商隐写下了《海客》，表明自己愿意为郑亚效力的决心。
这样的李商隐，被重重地打上了“诡薄无行，放利偷合”的烙印。联系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现实的状况，以及晚唐的政治局势，他这样的行为或许可以理解，这样的评价的确过重，但是李商隐政治人格的缺陷，也不可否认。
大多数中国文人最推崇的政治品格，是像张九龄、苏轼这样。不管政见对错，但是有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不排挤持有其他政见的人。像李商隐这样有骑墙嫌疑的，很容易遭到史学家的抨击。
而对于李商隐这些有点翻云覆雨的干谒诗，文学界却评价甚高，常常说李商隐诗文中没有逢迎之态——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作为文人的面子是保住了的。
三、壮志难酬的朦胧诗
可以说，政治失意成了李商隐诗风转变更加朦胧的一个重大因素。在党争的夹缝中频频碰壁，不敢再直抒胸臆，在之前诗作堆砌典故、委婉含蓄的基础上，李商隐的诗作变得更加朦胧。与前期讽刺政治的诗作有着明显不同，李商隐的画风成了这样：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在类型上，这首《贾生》算是咏史怀古诗。但是李商隐以贾谊自比，抒发不得重用的愁思、讽刺君王迷恋长生不老之术而忽视任用贤才的事实，又有作为政治讽喻诗的深刻含义。这样的写法虽然不少见，但是像李商隐这样写作数量之多、用意之曲折的诗人，确是不多。
除了《贾生》这样的作品之外，李商隐还留下了诸多除了他自己之外无人能解的诗作。虽然那些作品的真实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在唐王朝“近黄昏”的薄暮之中，一个“口是心非”的朦胧诗人，一边贪恋乌烟瘴气、无人能全身而退的官场，一边写下烟火气全无的诗句。而这个诗人，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