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时期，宋真宗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哪些作为？

咸平之治，是指北宋宋真宗赵恒在咸平(998年-1003年)年间出现的治世。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政治

反腐倡廉

廉政理念告诫百官

宋真宗在位得益于他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1.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

2.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

3.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4.务实，不要贪图虚名;

5.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

6.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

7.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宋真宗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宋真宗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实现“德治”。“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启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轨，但它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以法律约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贪污。为达到《文武七条》之“奉公”(廉洁奉公)宗旨，宋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点是加强监察官员自身的廉政建设。

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

同时，宋代吏部还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了他们再次搞腐败的可能。

渎职惩处制度

宋朝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的监察官，宋真宗实行严厉的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宋真宗“诏诸路官吏蠹政害民，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不举察者坐之”。史载王曙为河北转运使，“坐部吏受赇，降知寿州” ;张观任解州通判，因“盐池吏以赃败，坐失举劾降监河中府税” ;河北路走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边肃贪纵故也” 。

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宋朝监察官员台官(御史)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宋朝规定，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强调荐举具有基层实践经验的官员充当御史;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为宰相奏举御史，御史必然与宰相结党营私，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准宰执奏举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为这些廉政举措，所以宋真宗和他的后来者们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宋王朝。

虚怀纳谏

宋真宗即位后，提拔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人担任宰相和执政大臣，保留了张齐贤、吕端等。这些人大多能够做到忠于职守，使得此时期政治较为清明。

宋真宗能较能听取各方意见。他在即位后就通过御史台向转达他的意思，要京师内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误、看到利病、对军事有好的建议，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如张齐贤在咸平元年(998年)完成了“编敕”的编撰工作，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提出了职田，废除了江南前面几朝苛捐杂税的建议。重用寇准，使其在澶渊之盟时能够力挽狂澜。

在咸平元年咸平元年(998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师向他述职，讲述所在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极谏”，他会给予提出好意见的人赏赐。也是这一年，他对身边大臣说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获，他要大臣们也要看，并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来。此后，他也多次下诏征求“直言”，所以这段时间上书言事特别多。

谨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厌恶严刑峻法，主讲谨慎用刑。又下诏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对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许使用酷刑、搞刑讯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个叫潘义方县尉对嫌疑犯朱凝严刑拷打，并用牛皮套头，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证，后来经查明，宋真宗撤了潘义方的职，并向全国通报此事，严令不许严刑逼供。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如电视剧《包青天》那种审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宋真宗经常跑去主持各种审决在押囚犯，特别是几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虑囚”，处理一些长期关押的囚犯，免得他们在监狱待时间过长受苦。另外他的亲自下问审理一些重大贪腐案件，如齐化基案、孙朴案等。

官员考核

宋真宗时所制定的专门用于专核监督官吏的《州县三课》，也是将“公勤廉干”列为首条。，“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有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凡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定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

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就使官员贪污受到牵制。宋代吏部设有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制式改革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 [16] 。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宋真宗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准最高、官吏的俸禄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阶层最强大、最富裕的时期。

军事

宋朝与北方的辽朝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宋真宗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经济

尽管北宋的面积、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尤善商贾，贡赋通达，税收富足，这些是唐朝无法比拟的。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收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灾害频仍，岁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可达五百万贯。北宋时期官员赃罪(贪污)的现象却减少了，尤其与相距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总额已达15000万。

减免赋役

咸平元年(998年)，时任度支判官毋宾古向王钦若提到：“自五代以来，各地拖欠赋税数量很多，百姓无力缴纳，但是官员经常去催收，可是因为账上挂着，基层当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并且借机勒索，这都成了一大社会问题。我上奏圣上免去这些赋税”。 王钦若听了后，立即安排手下人，将这一方面的有关数字统计清楚，并且抢先一步，向宋真宗递上了毋宾古打算递的这么一份报告。宋真宗看了报告说：“先帝怎么没想到这么做呢?”王钦若回答：“先帝当然知道这么做，只是留给陛下用来收天下人之心罢了”。宋真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实施。

咸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远年拖欠的田赋一律免掉，因为欠钱被抓进监狱的一律释放。三年后，让各地认真核查落实，最后统计结果，共免除各处各地赋税一千余万贯石匹两等，宋真宗还亲自审问因欠钱入狱的人，一连审了七天，又释放了2600多人。免除债务达260万。 并让有关部门重新审问有关拖欠政府钱物档案，凡有冤屈的重新处理。老百姓纷纷称赞宋真宗，这一来，他对王钦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后宋真宗多次下诏要求免除或减免各地赋税，用以赈灾和其他用途。如咸平四年(1001年)闰月十八日，河北发生饥荒，减免赋役，并发粮食以赈灾。另外下令减少服徭役的人数，根据咸平四年统计，此次共减少195,802人。恢复死刑复核，释放大批宫女等。

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办了不少实事。如四川地区贴钱贬值，他得知后，立即下令调高折算比率。同时减少了大量服杂役的人，连他自己家族里所用的丝织品也进行了削减。

重视农业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在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379800克-455760克)。垦田数目提升到524，758，432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宋真宗也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也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

平抑粮价

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宋真宗时政府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如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征榷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培有余。同时政府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那种物资的数额，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时候遇到蝗灾。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耕种技术

在宋朝的北边有一个比宋建国还早的辽朝。在宋真宗上任前，两国之间已有多次较量。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总体看来，宋朝逐渐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 [25] 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王朝不同，北宋的北边没有万里长城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屏障，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自五代石敬瑭割让契丹以来经后汉、后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复，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唐末五代时中原就已经丧失产马地，无法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称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网、沟壕、水田、淀泊组成的“水长城”。

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赵恒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置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宋真宗在位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咸平四年(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文化

自创节日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宋真宗下诏规定以正月初三(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这一天建醮集会，真宗赐宴并馈送朝臣节物;第二年，即1009年，又下诏全国各地设置天庆观，以便于天庆节的建醮集会，还令人修《天庆道场斋醮仪式》一书，颁发全国各地。于是一千年前的正月初三，大宋官员幸福地过上了“天庆节”，而这种幸福竟纷至沓来：1009年五月，“诏兖州长吏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以其日为天贶节，令诸州皆设醮。”天贶节的庆祝活动已开，随之大中祥符四年正式规定“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为天贶节”;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又新设了两个节日—先天节和降圣节。

皇帝新创节日，并不始于宋真宗，而是在中唐以后。但就皇帝新创节日之多、调动参与节日活动的官员范围之广、并使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的，则起于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新设的五节中，均规定不得用刑，禁行死刑，到大中祥符五年又明确规定了节日禁行死刑的天数：天庆节七日，天贶节一日。后又对大辟罪在节日期间的行刑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在前面禁刑七日的基础上延长为：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承天节，前七日后三日，天贶节、天祺节仍一日。这对宋代死刑执行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大好事。

真宗把国家政治生活中大事的日子新设为节日，并制定详细的活动内容，还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划拨大量经费以保证节日活动的开展，这对官员休假制度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代官方节日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的休假还是拜真宗之所赐)。 宋真宗封禅及增设节日，以及他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不能一以个“愚民政策”或“劳民伤财”就否定了，它在有着文化和政治意义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消费，增加了社会消费时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

重视文教

1009年十一月，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脍炙人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励学篇》。

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重视儒家

宋真宗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十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