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忆父亲:我放弃故国，他从未真正宽恕！

由分享时间：2023-02-16 13:08:34 加入收藏我要投稿点赞

摘自《二十一世纪》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他第一个将现代数论引入中国。作为一代名家，杨武之对儿子的教育全面系统，杨振宁说，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这与那一代人的家国忧思之感一起深深影响了杨振宁。

儿时，父亲教我唱“中国男儿……”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的一所四合院。

离家赴美，父亲的焦虑让我热泪迸发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

三次赴日内瓦，父亲身负使命劝我回国

1946年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

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六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

记得1962年的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身体里循环的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时他六十八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

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

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杨振宁忆父亲:我放弃故国，他从未真正宽恕！

摘自《二十一世纪》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他第一个将现代数论引入中国。作为一代名家，杨武之对儿子的教育。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杨振宁忆父亲:我放弃故国，他从未真正宽恕！，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杨振宁忆父亲:我放弃故国，他从未真正宽恕！文档下载网址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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