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对于明朝的很多制度措施都承袭下来，继续使用，这其中也包括锦衣卫。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刚刚继位进入北京的顺治皇帝（实际上应为多尔衮，毕竟顺治还是个孩子）也设置了“锦衣卫”来拱卫京师，并且其一把手也叫“指挥使”，其余属官也与明朝锦衣卫的基本类同：
定在京文武官员支给俸禄柴直，仍照故明旧例……锦衣卫都督、一百六十八两。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各一百四十四两。署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指挥使各一百二十两。指挥同知、九十六两。指挥佥事七十二两。带俸都指挥使等官、四十八两。经历、三十六两。——《顺治实录》
以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总理锦衣卫事。——《顺治实录》
只不过转过年来，到了顺治二年，清朝的锦衣卫便被更名改姓了，改为銮仪卫。在那个时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在经历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被改名，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巩固完善，更不用说会留下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因此，在历史上它当然不会广为人知了。
所以不能说清朝没有锦衣卫，清朝的锦衣卫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其原因可能是锦衣卫的名声太臭了，大清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北京，还没能统一全国的政权，必须要在道义上展现自己与腐朽没落的明王朝不同之处，因此锦衣卫这种无论官民都深恶痛绝的机构，裁撤掉有利于树立大清自己的招牌。
而改名后的銮仪卫，主要负责掌管皇帝皇后车驾仪仗，以及皇帝的保卫工作，职责也很重大，只是没有了锦衣卫的特务属性。銮仪卫的一把手被称为“掌卫事大臣”，其全称是“总理銮仪卫事内大臣”，品级居然是“正一品”，和掌管皇帝宿卫的“领侍卫内大臣”平起平坐，通常都是由满洲亲贵出任。
清朝的一些“情报组织机构”
实际上，清朝也曾有过“十三衙门”“粘杆处”这种具有部分厂卫性质的机构。
“十三衙门”是清朝顺治皇帝在位时期，仿明朝体例二十四衙门而设，前身是内务府，包括司礼监、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宣徽院）、尚衣监、尚膳监、尚宝监（尚宝司）、司设监、尚方司（尚方院）、惜薪司、钟鼓司（礼仪监、礼仪院）、兵仗局、织染局（经局）等。
十三衙门明面上都是为皇家日常衣食住行等服务的机构，当然私底下这类机构都会有一些打探消息，监视监听的作用，依照明朝旧例都是由宦官掌管。后来为了避免出现明朝宦官干政乱政的局面出现（实际上顺治帝时期的吴良辅已经有此趋势了，他与外官勾结，互相行贿受贿），公元1661年，康熙即位后杀掉吴良辅，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建制。
“粘杆处”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血滴子的传说更是深入人心。它的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是雍正皇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就设立的。雍正皇帝喜欢安静，最开始设立的粘杆处，只是一些普通的家丁，负责夏季时节捕捉树上的蝉等噪音制造物，也帮着捕鱼摸虾什么的。
后来由于著名的“九子夺嫡”，雍正为了刺探情报，铲除异己，干些要紧的却又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找来一些能人异士充作粘杆处卫士，于是粘杆处就此有了特务机构的性质。
雍正去世后，乾隆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嘉庆诛杀和珅，牵连清洗粘杆处，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除。
此外，大家所熟知的江宁织造（即曹雪芹他曾祖开始，曹家三代任职）、苏州制造、杭州织造（隶属于内务府，通常为郎中或员外郎）这些隶属于内务府的官员，名义上管着江南的丝织品，实际上充作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他们打探各类消息，汇报内容从晴雨物价到官员操守，包罗万象。
这其中以康熙的发小曹寅最为出名，也权力最重，说他是无冕的“江南王”也不为过，即使总督将军这样的人，对曹寅也是礼敬有加。我猜测，这些织造手下应该也有一批类似粘杆处卫士的人。
清朝为何放弃锦衣卫？
首先，清朝看到了锦衣卫和东厂等特务机构对明朝造成的危害，设置这种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机构，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伤及到统治者自己的安全。
因此，清朝对宦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取消了司礼监，极力贬低宦官的地位，断了清朝的宦官祸害朝政的可能性。清朝末年出现的大太监李莲英、小德张之流，权势和魏忠贤根本没法比。
其次，清朝初期，天下未定，还不是铁板一块。外有割据一方、伺机而动的藩王，内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权臣。更严重的是民间还存在很多前朝遗老、暗潮涌动的反清组织，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问题，满清统治者更是就连对官员的任用，也要几经思量小心翼翼。
满人骑马很在行，但治理天下就没什么经验了，所以，他们离不开汉人官员。但是，公开设置锦衣卫这种特务组织，难免会刺激本来就心存不满的汉人官员神经，激化民族矛盾。
政治密探都是什么人？
清朝放弃建立锦衣卫这种特务机构，并不代表他们想向臣子展露赤诚之心。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情报收集，清朝皇帝不公开设置特务机构，但可以背地里用一些手段——就是政治密探。
清朝的政治密探是从康熙时期开始出现的。最初，满清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众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
在江南还有一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清社团，更是屡禁不止，暴动也时有发生。这背后反映了当时康熙朝的民族矛盾问题依旧十分尖锐。所以，康熙皇帝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后，开始，设立政治密探，保持对南方的控制力。
古代帝王们为了皇权不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都会在官僚体系外发展一套第三方势力成为自己人。找的这些人必须保证对皇权绝对忠诚。但是，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忠诚，所以皇帝要找一些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人。这样他们即便是出于人性的自私，到时候也得为了自保服从皇帝。
历史上有两种：宦官，还有外戚。但是，这两种人都不能用啊，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
其实，清朝还有个特殊的群体——包衣。
包衣，满语中叫作包衣阿哈，是家奴的意思。在女真人的社会中，主要是贵族才拥有包衣，包衣和主子住在一起，主子为其分配劳动任务，劳动的产出都归主子。
女真人包衣的主要来源都是从其他民族掠夺的人口，主要是汉族与朝鲜族，明朝和朝鲜方面都有大量有关女真人掠夺人口为奴的记载。
康熙最初设立的政治密探，其实都是来自上三旗的包衣，主要向康熙汇报封疆大吏的日常动向与品评。
政治密探在康熙朝只是个雏形，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清廷还发展出了更变态的“秘密奏折制度”。
清朝之前，官员给皇帝的报告啊、意见啊，称为“奏章”，大部分奏章都对官员公开。比如明朝，奏章先要提交内阁，然后由内阁再上奏给皇帝，所以奏章里写了什么内阁都知道。
雍正的时候，除了继续使用公开的奏章，还广泛使用了秘密的“奏折”。奏折是清朝特有的东西，它是官员跟皇帝之间交流的私人文件，文件内容是不公开的。奏折制度非常有利于皇帝控制群臣。通过奏折，皇帝可以向不同大臣询问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灾情、粮价、某些官员的行径。
被询问的大臣不知道其他人在奏折里是怎么跟皇帝说的，所以谁也不敢撒谎，这样皇帝就把群臣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雍正时，连地方的中层官员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这就等于全国中层以上的官员都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这皇帝的权力能不稳吗？
明朝的皇帝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建立了锦衣卫、东厂这样的特务机关来监督和惩治大臣。清朝的皇帝权力更大，他们却用不着养特务机关，因为靠着奏折制度，他们把全国大臣都变成提供情报的特务了。
和奏折配套的，还有“朱批谕旨”。在明朝，皇帝要下达一条命令，必须通过内阁票拟，也就是说，要先经过内阁的商议，这个过程是公开的。皇帝的命令发出后，还要交给六部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这个过程也是公开的。
但是利用奏折制度，清朝的皇帝直接在奏折上写上自己的批示、命令，发还给官员，过程是完全秘密的，除了皇帝和执行官员两个人外，连中间的部门都懵然不知。换句话说，从雍正开始，清朝皇帝实行的是“秘密政治”。皇帝想做什么可以完全隐秘，任何人都不知道。
同时清朝大兴文字狱制度，跟文字狱比起来，厂卫办事效率只能称为低效。厂卫想人定罪，虽然不走常规的刑部程序，还是需要一定的流程，必须需要人证物证，人证还可能打死也不招，物证也可能做得不细，给人留下把柄，导致想杀的人杀不了，想抓的人抓不到。所以说厂卫在清朝皇帝眼里只能是低效机构。
文字狱实行就容易多了，把文官家里翻个底朝天，带字带画的东西都拿出来，按乾隆皇帝的思路来说，十个有八个都是大逆族诛的罪行，到时候想咋办就咋办。
明朝以前，皇权要受官僚体系的制约，皇帝不能为所欲为。锦衣卫是为皇权服务的特务机构，其本质上是皇帝为了制衡官员加强自己对国家的集权控制所设立的。从明朝开始，皇帝不尊重知识分子了，可以随便打官员的屁股，可以撤换内阁官员，基本上皇帝想干点什么，内阁都得顺着他。
但是因为所有的命令都是公开的，所以皇帝还要承受官员的舆论压力。如果皇帝的命令过于违反儒家道德，那会受到百官铺天盖地的声讨，集体辞职的威胁，所以明朝皇帝还是有不顺心的时候。
可是到了清朝呢，因为采取了秘密政治制度，也就根本不存在“舆论监督”了，皇权变得史无前例的大。南书房也好，军机处也好，都绝对服从于皇帝。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谁都不敢违背皇帝的意志。所以，清朝皇帝的集权控制达到了古代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