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了，那么洋务运动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历史价值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一切可以学习的人、国家去学习，把别人的能耐学到自己身上。改变自己的错误思想，以自己的国家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才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然而，洋务运动中最核心的人物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二人的不同路径选择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历史思考更重要。
晚清和晚明都没钱做事吗?清朝洋务运动的学习成本问题正如上文“明朝也有洋务运动，嘉靖成功、崇祯失败”所讲的那样，明清都是从军事洋务运动开始，明朝的两个阶段其实都是军事洋务运动，第二个阶段因为发生时机不对，涉及的思想变化并不大。
清朝的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纯粹军事洋务运动;其二洋务企业;其三思想洗礼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个阶段许多人不认为属于洋务运动，基本认为是本文的第一二两个阶段。本文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泛运动，更多的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的变称。
清朝的洋务运动在第一阶段，总体上非常成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成本付出，例如被英美等国欺骗、诈骗，赔了不少钱。像美国的华尔诈骗100多万两白银、英国的“阿思本舰队”诈骗有几十万两白银。这种成本花费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
同时，也有非常不值得的成本。像上海地方当局面对太平军的进攻时，利用中外商人、有钱人给的几百万白银四处购买英美的破舰。就连远在京城的军机处都提醒上海地方当局买船的时候注意别什么都卖、小心让人骗了。最终，上海道因为贪腐、亏空被抓，但顷刻间筹集二百多万两白银弥补了亏空。
由此，我们看到历史再次重演。
有些人总拿清廷没有资金说事儿，其实清廷不是没钱而是收不到钱。正如晚明崇祯拿不到钱一样，都是吏治出现问题、都是思想出了问题，许多税收、许多钱根本就没有进入国库或者内库。
由此，有些人便对洋务运动有了不同看法，甚至对西方科技人员的高工资、高奖励也认为不值当。但是，这种问题要注意区分。在第一阶段，我们确实被骗了很多钱，这些钱有的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也就是学习成本。
只要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就行了，这就好比我们日常工作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你对某方面不熟悉，你就带着一张嘴去请同事告诉你其中的诀窍吗?甭说同事，就是亲兄弟，你也总得送人家一包烟、请人家吃顿饭吧。如果是不熟悉的人甚至竞争对手的话，这个成本可就更多了，其中也包括被人耍的成本。
学习自然要有被骗的成本，但因为这个就不去学习了?
说句实在话。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你受骗、受欺负的过程，你必须得忍!现在受骗、受欺负，就是为了防止日后不会再在这个问题上，被人打掉了牙甚至丢了命!
李鸿章思维与左宗棠思维的实质是什么李鸿章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参与者，第三阶段前期的参与者。可以说，整个晚清向西方学习时期，李鸿章都是极为重要的人。但李鸿章却是一位有严重问题的人。
对于李鸿章，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李鸿章。这种观点只是从“为官之道”去考虑问题，而忽略了“为官之道背后是治国之道”。
做官为了什么?就是要实现一种治国的方式。人家让你当官也是因为你有能力、有能耐去为官，对他的天下存在有好处。确实有许多会溜须拍马的人可以得到官位，但这些人既会溜须拍马又能做事，这样的人才能够获得器重。
正因为李鸿章有能耐，他对清廷和官员群体看得最清楚。通过利益，他打通了官场权力场、人际关系网。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盛宣怀的家产都是如何来的?无非是权力获取。有的是腐败、有的是通过权力寻租，其家产不要说买一个北洋水师，买两三个都可以。
有人会说晚清时期的天下官员都那样，很显然这种说法属于没理狡理。其一，作为后来人是在评价为何失败，吏治不修、吏治不好不管是谁都有失败的责任;其二，晚清时期的官员确实大多贪腐、吏治不修，但也有好的。楚军总体上就是比淮军强很多，湘军就是比淮军也强些。同样是改革派官员也有好的，别人好你为啥与染缸同色，甚至更黑?从自己的身上去找，而不是拿环境、体制说事儿。要是这样，谁都是圣人，后人也就没必要去谈什么教训和价值。
与之相对的则是左宗棠。二人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这点上是相同的。但是之后就是完全的背道而驰。
如果说李鸿章思维的核心就是对西方的忍，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中饱私囊，逐渐将“并不弱”变成了“弱”，在思想上仍然是传统的那一套，只是将古代的皇权统治之术填些西方式的图景。在西方的殖民入侵与欺辱中缓慢的进步。
那么，左宗棠思维的核心就是先对西方忍，但在忍的同时一要整顿吏治，二要学习西方的同时努力把西方的技术化为自己的本领。当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西方就要勇于拔剑，通过拔剑后的战果促使洋务派获得更大权力扩展。如此改变落后态势。
李鸿章思维成为晚清的最终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拖”，拖思想的改变、拖对外强硬的时间(人们常说的对外如犬对内如虎就是这种表现)，在保持自我权力、地位、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国家治理好。
李鸿章只有“师夷长技”但如何“师”以后都是错误的，即除了“师”这个方向是对的，其他都是有着严重的错误。技术的积淀什么时候沉淀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等到“买”成了别人的附属品，且所有人都没有“自我”的时候再去“自我”。那个时候，“师”的人不仅早没了，恐怕国家都已经没了。
左宗棠思维的实质就是“看”，根据自我实力不同，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同时，自我实力增长是以“自身内功”为基础，把敌人的优势化成自己的。像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的主张就是：军工业为先导，打造钢铁业;进而民生业务(例如轮船)跟进，军工、民营相互促进。这就是左宗棠的洋务运动战略。详见李鸿章“造不如仿仿不如买”，左宗棠：要想打败敌人必须自造一文。
只不过，左宗棠没有看到船政局开工便前往西北，船政局日常业务没有进行管理，再加上沈葆桢的政治地位比李鸿章差得太远，造成南洋无法与北洋竞争。最终，福州船政局的发展没有按照左宗棠的设计去发展。
晚清时期，我们的技术确实很差。如果没有左宗棠在第一阶段做出的诸多贡献，这种技术积淀恐怕更薄了。正是在左宗棠被保守派、李鸿章式洋务派、英法等列强共同压迫下，仍然义无反顾地打造中国军事工业基础，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中国人会驾驶轮船、中国海军的驾驶员恐怕在1880年代都不会出现。
如果我们没有“买仿造”这种左宗棠式自强方式作为发展的基础，而只是买买买，我们恐怕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李鸿章思维的基础是以自我利益为基础，左宗棠思维的基础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基础。基础打好了，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或是我们都会受益。
李鸿章思维下的军工体系，最终成了废铜烂铁。
左宗棠思维下的军工体系，创造了中国海军六十年的基础，尽管这种基础比较薄弱，但有总比没有好，只要自尊自强自立的人出现了，这种基础就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点：“买”没问题，但“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买”变成“自主”的战略思维，那么，这种买就是错误的。国产替代永远都是要从心底去思考。
经过160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谁对谁错：不学习他人的优点，我们会落后，即使站在巅峰也会因为闭关锁国而失去优势。如果没有重新走上巅峰的勇气，不能国产替代，那么永远不会强大。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这个道理，却总要像喷子那样崴。像什么国产替代就是重新闭关锁国;像什么国产替代就是不要合作。
学习是为了国产替代，合作是为让国产替代在以我为核心的基础上不被他人欺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