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有过很多不同的时期，而也并非是只有汉族，汉族在其中只是出于主要统治地位，而历史上也有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进行过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比如北魏鲜卑族的汉化。北魏的汉化是非常彻底的一次汉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北魏要这样做?彻底的汉化对北魏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北魏长期都于平城，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流行的歌谣也这样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市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所以，北魏孝文帝决定迁都。并且，当时外部的“威胁”减弱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历代国都的设立，都会兼顾“边防”，不会让“边境”的军事力量脱离朝廷的掌控。
那时，柔然已不再气势凌人，这给了北魏一个迁都的极好时机。凉州刺史袁翻就发表过感慨：“ 吾国迁都后，柔然、高车二国斗得不可开交，一会柔然国王给对手所杀，一会是高车国王被对方抓了。正因为如此，吾国边境方能太平这几十年啊，这真是幸事一桩啊!”
如果，边境的外族力量强盛，即使迁都成功了，由于，政治和军事中心远离，就会导致边防力量不堪强敌的“重压”，甚至，会带来威胁国家生存的危险。如果，在边境设置足以对抗侵犯的军事力量，则又会出现一个“弊端”。
那就是：谁负责统领边境的军队?
若是给他的权利小了，不足以形成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对抗侵略，若是极大的放权，当地的地方长官手握重兵，时间一长，就会形成自己的势力，甚至，还会“反制”朝廷。历史就有不少地方军事力量“反制”朝廷的案例，当然，也包括北魏自身。
假设，那时的柔然依旧“强势”，即使都城南迁之后，其主要军事力量，还得部署在以平城为中心的地区。不然，对方来犯，国家会相当被动。所以，这就产生了上述的问题，谁来“领导”这些军队?朝廷如何管理他们?
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都不可能允许国君在远离平城的洛阳，长时间“遥控”指挥边境的重要军事力量。如果，都城继续设在平城，那么，这些都不是问题。而现实中的柔然，已然“力不如前”了，所以，平城一线的布兵，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重兵”。
所以，作为一国之君才会放心启动“南迁”计划，因为，完全有能力控制在这里的兵力部署。北方边境的外患威胁度降低了，在此地的军事力量，其重要性也相对会下降些。只是，后来北魏的败亡，还是和朝廷无法把控以平城为中心的地区有关。
除了外围的“威胁”降低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汉民族的实力崛起。国内没有这条件支撑，“迁都”就成了一个梦想。北魏建国初期，汉民族只是一个“被统治民众”，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所以，那时地位远远不如鲜卑民族。
但是，汉民族有天生的优势，就是人多，另外，文化还先进。当时，又并没有禁止民族之间的“互通”，所以，异族通婚的普遍，让汉民族越来越有存在感，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对汉民族来说，迁都当然是要支持的，而且，更会支持“汉化”运动，这些只有利好。
所以，随着汉民族在北魏的势力膨胀，这种“改革”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响，这在北魏初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鲜卑的上层阶级绝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土地，而不是想改变“自身”，更不想和汉民族平起平坐。
只是，汉民族势力的扩展，必然要为本民族的利益“说话”。当国君的想法倾向于他们时，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并且，稳固皇权，让自己本民族的利益进一步扩大。所以，关于迁都，就形成了两派意见。皇族，基本就是“迁都”派，而鲜卑贵族大都反对迁都。
传统学术认为：这是他们的“想法”不同，而带来的对立。其实，支撑想法的更深刻原因就是“利益”。支持者，毫无疑问是利益获得者，反之则是利益的伤害者。汉民族，大多支持迁都，并力挺汉化，原因就是：自身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自己的地位抬升了。
可以说，没有这一点，迁都和汉化几乎不可能完成。那么，孝文帝为何会极力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除却他本人仰慕汉民族文化外，更关键的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力。这一时期，他曾发过这样的命令：八大鲜卑大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汉化后的姓氏)，“享有”和汉民族卢、崔、郑、王这四族一样的地位。
这些鲜卑大族可是一等一的贵族啊。表面上是受到了极大“尊敬”，仔细分析却是另一回事。一边是曾经的“王公贵族”，一边却是“被征服”的汉民族。两者可以一样嘛?北魏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以这“八姓”为核心的国家，现在让他们和那些“汉人” 坐在一起，这算啥?
从这个角度来谈，迁都+汉化，其实，就是对北魏鲜卑贵族的压制，这也是为何穆泰、陆叡要造反的原因了。他们是穆、陆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同理，宗室成员拓跋丕加入他们之中，其原因也不外乎就是这个。
当时，孝文帝所重用的人员几乎都来自汉民族，迁都之前，他还颁布了一条政令，将除拓跋珪这一系之外的其他人员，都排除在“封王”之外。已有“王”封号的，被降为“公”，“公”降为“侯”。而在早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排斥”外姓。
如此做的目的，就相当明显了。
通过“迁都”，借力汉民族的支持，进一步约束除皇室以外的鲜卑贵族的势力。所以，这些贵族们必然跳脚，会极力阻扰，因为，他们的利益被侵蚀了。而皇族当然持“赞成票”，在迁都前，他们“人轻言微”，虽有个重要人物“元丕”，但是，他不是拓家人。
所以，在迁都过程中，及迁都后，皇族都抢夺了话语权。
当然，这也带来了弊端：皇族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让帝国逐渐走向了衰败。汉民族的民众，自然也是支持的，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何乐而不为呢?
“汉化”的过程是从“文化”开始，由于，汉民族在文化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鲜卑的上层阶级是最先被“普及”的。这也让孝文帝推行鲜卑族的“汉化”有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单纯意义上的“汉化”，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对的。
只是，一旦涉及“利益”，被损害一方必然抵触。同为鲜卑贵族，皇族成员的利益没有丝毫波及，他们当然乐的“随波逐流”，而对其他贵族而言，这样做意味着他们地位的下降，以及经济上的受损，必然会“愤然反抗”。
首先，第一步就是坚决反对“迁都”。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通过拒绝合作，公然反对，甚至造反。但是，这些力量上的较量，最后，还是以皇族和汉民族胜出。此事遗留的最大的“诟病”就是，门第制度被“合法化”了。
孝文帝用法律的形式，承认：穆、陆、贺、刘、楼、于、稽、尉这鲜卑八大家族，和崔、卢、郑、王这四大汉族家族，同列“一等贵族”，他们的后代子孙在享有帝国权力的同时，是有着优先的话语权的。
所以，这位皇帝所做的一切，只是围绕“加固”其统治为出发点，不论好坏，只要有利于皇族统治，他都会推行。将鲜卑贵族和汉族贵族并列，一方面从门第出身“制约”了鲜卑贵族利益扩大化，另一方面又“承诺”他们既得的利益保障，缓和了他们和皇族之间的矛盾。
汉族贵族自此也就得到了明确的“尊重”，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同时，也更加“激励”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孝文帝一边，帮其巩固皇权统治。二者无形中形成了“盟党”，国君在这四大家族中，各挑选一个女子娶做老婆，还给自己的弟弟每人也挑选了一位汉族豪门女子做妻子。
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拜辞冯太后永固陵，率领群从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否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以河南王拓跋干为车骑大将军，负责关右一带的军事，与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等共同镇守关中。
大军列队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于九月底抵达洛阳。
